第十四章　焦溜肉片

我回过神来，抹了一把脸，缠着父亲说：“爸爸，哥哥和我都让您吃上鲶鱼了。过些天，您带着我们去饭馆吃一顿吧！我们哥儿俩都十几岁了，还从来没吃过饭馆呢！您肯定下过好些回饭馆了吧？”

父亲苦笑道：“其实几十年来，我只吃过一回饭馆。那是我初中毕业回村务农，19岁的时候，大队派我和一个同学去河北庄铁矿做工。我们俩的家庭成分都不好。村里为了让我们多给它们挣钱，白天在山上打石灰石，夜里又让我们卸火车。火车总是半夜一点左右来，装的都是焦炭，一节车箱装三十——四十吨，每节车箱让我们去三个人卸。一个人需往下卸十几吨焦炭，从夜里一点直卸到天亮。我们还是头天晚上吃的不饱的饭，夜里一点卸车时就已经饿了，又连续拼命干了五六个小时，肚子里空空如野，我们个个真出白毛儿汗，累得就像烂泥一般。在我生日那天，我和那个同学到了密云县南大街抢坡路西一个回民饭店，我为了庆祝我的生日，也为了庆幸我们俩那么没饿死、累死，我们每人花了九块钱要了两份儿饭，那饭是四块五一份儿。每份儿有一小碟煮带鱼，有一小碟栗子炒肉，一盘儿玉米面夹红薯面的多层蒸糕。郝连胜吃完两份儿没吃饱，再也舍不得花钱买了，我也不饱，我想我都差一点儿饿死累死，难道一顿饱饭都不配吃吗？！我下决心掏钱又买了一份儿，又全吃了，这才吃饱。”

我流着口水说：“啊——！带鱼！炒肉！带鱼我从来没吃过，炒肉最解馋了！我都多半年没吃过肉了！您老馋我！”说着流下了伤心的泪。

父亲苦笑道：“擦掉吧！伤心的泪，不要让可恨的馋虫把你的心揉碎！工作人家的孩子有猪肉有米饭，你爹我钱少没米票又没处去淘换，豁出去带我儿去趟县城，让我儿好好解解馋！——过几天，我带着你们哥儿俩到县城下馆子吃‘焦溜’去。”

哥哥和我听了，一边又蹦又跳，一边拍着小手，乐得直叫：“爸爸万岁！爸爸万岁！”

父亲面带苦涩的微笑望着我们，微微摇了摇头。

哥哥笑够了，说道：“爸爸，您刚才模仿歌剧《白毛女》里头杨白劳的唱词，水平也太低了，字数太多还不合辙押韵。人家杨白劳唱得多好哇！——‘人家的闺女有花戴,你爹我钱少不能买,扯上二尺红头绳,给我喜儿扎起来。’”

父亲满脸不悦、皱起眉头说：“不错了！我是初中毕业，又天天下地干农活，脸朝黄土背朝天，汗珠子掉地上摔八瓣儿，没工夫、也没精力看书学习，连‘物质食粮’都顾不上呢，更甭提‘精神食粮’了。你说我编的词儿不好，我不带您们俩吃‘焦溜’去了！”父亲就坡下驴。

我急道：“哥哥，你乱说啥呀！爸爸编的词儿‘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比《白毛女》里的词儿好一万倍！爸爸对咱俩比杨白劳对喜儿又好一万倍！杨白劳只是送给喜儿一根儿红头绳，爸爸请咱俩吃‘焦溜’——真是‘新旧社会两重天呀’！”我年龄小，也不知道说什么才能让父亲回心转意，只得把从村子喇叭里转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里常听到的话搬出来哄着父亲。那时，《新闻和报纸摘要》的播音员是夏青、葛兰，父亲就是听着他们俩的播音长大的。

父亲顿时眉开眼笑：“要这么说还差不多！咱们家的日子也确实比杨白劳他们家过得好多了，至少咱家不欠债，不用跟杨白劳似的——因为还不起恶霸地主黄世仁的债而东藏西躲。就冲这一条，我也得信守承诺，带你们哥儿俩去吃一顿‘焦溜’。”

之后的几天，哥哥和我嘴里心里都是‘焦溜’，觉得肯定是世界上最好吃的肉。

一天，被哥哥和我缠磨得没辙，父亲只得说带着我们去密云县城下馆子。

那时，父亲在生产队当出纳，让我们在会计室的大院子里玩儿，说一会儿带我们去，说着走进会计室。

哥哥和我在院子里疯玩儿了半天，也不见父亲来叫我们。

聪明的哥哥说：“不对！咱们俩过去看看吧。”

跑到会计室门口，眼尖的哥哥说：“咦！爸爸的自行车咋儿不见了！快进屋看看。”

我们冲进会计室，父亲坐的椅子上空空如也，屋里空无一人。

哥哥叫道：“爸爸溜了！快追！”

我跟着哥哥撒腿就往家跑。跑进家门口，一眼望见父亲的自行车立在院子里。

哥哥和我叫道：“爸爸！爸爸！您就别躲了！带我们下馆子吃肉去！”

父亲面上带着无奈的笑容走出屋来，把自行车推出街门。哥哥和我寸步不离地紧跟着，生怕爸爸又借机逃走。

父亲锁上街门，左手扶着车把，右手把我抽上自行车，让我坐在前梁上。哥哥骑在后车架上。

父亲带着我们骑了二十里地，来到密云县城。

走进饭馆，父亲带着我们坐在一张整洁的餐桌周围舒适的椅子上。

我不由得想起在家中吃饭的情景：父亲、母亲、哥哥和我盘腿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