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走向一座稍微远离茅屋群的小茅屋。小茅屋的棕榈叶坡顶以一种很不安全的角度倾斜着，屋侧的前长后短的竹竿立柱宛如木琴的键盘，全都没有竖直。蓝色的浓烟冲出竹墙，向四方散布着灰烬。走到跟前，我闻到一股刺鼻的气味，毫无疑问，里面正在烤制玉米饼。我透过板条的缝隙瞅见一个妇人正跪在地上煽动一堆明火，她身旁堆着一摞玉米饼。两个光屁股的幼童正在泥土地面上爬着，他们的肚子因为得了钩虫病都鼓涨得溜圆，另外，在一个土窝里，第三个孩子正与一只吱々乱叫的猪一同打滚。

走到工人大院——或“棚户区”——的最尽头，唐切佩站住，指着一卷废弃的锈铁丝网说：“在阿本斯时代，为了防止政府特务的渗入，我不得不修建起一条围栏。特务们伪装成采摘工，以卖苦力为幌子，在庄园内部散布他们的布尔什维克谬论。”他微々一笑，用手指点々太阳穴，“然而，与他们斗智，我总是胜者——你知道秘诀吗？”他让我伸出双手，用手杖的尖端划了划我的手面。“他们的手。是不是熟练的咖啡采摘工，一看手掌就清楚。”

“那么说，您的人都没有作乱？”我受了酒精的刺激和他表面的饱满兴致的影响，放胆地问。

兴奋的容光即刻从唐切佩的脸上消头，但马上又恢复了原状，宛如一阵小风吹动了一下闪烁的烛头。“不，”他说，“很不幸，我也遇到了麻烦。我失去了四个人，说起来，还很有趣呢……”他收住脚，对着皮酒囊喝了一大口，用手杖抽打着野草，继续很不连贯地讲下去：“其中一位，他们的头，便是我妻子的弟弟拉米罗，他为我当了十五年工头。一个星期天的夜晚，他会见了本地的一个实为政府特务的酒馆老板，这家伙毒化了拉米罗的思想，怂恿他反对我。他告诉他——唷，你可以想象得到的——庄园不但属于地主，同样属于工人；土地中尚来开发的部分在法律上是归工人所有的——他还说了各种各样招摇撞骗的话。他们密会了多次，最后说服他纠集了几个一向不满的分子，向我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还威胁说，我若拒绝他们的条件，他们就举行罢工。你知道，他们的计划是：取得第一步尝试的胜利，然后再一步々从我身上榨取更多更大的权益，直至我被迫把庄园的一半土地拱手让出。”他在地上啐了一口痰，又说，“这帮忘恩负义的坏蛋……但他们出师不利，就在他们酝酿这一阴谋的时候，我得到了风声。当晚夜深时，我把卡宾枪装满子弹，集合了十几个我认为忠诚的人，到工人区拜访了拉米罗和他的三员大将。我命令他们在两小时之内离开庄园，并警告那位布尔什维克分子，下次再见到他与我的人鬼混在一起，就立即开枪把他打死。”他回想起深更半夜冲进屋子逮捕那几个劳工时，那几个劳工的脸变得如何熬白的情景，便咯々地轻々乐了几声。“当然喽，我也是无可奈何。必须立即行动，表明果断立场……但有一个问题至今还纠缠着我。他们是否真有‘能耐’策划那种阴谋。我经常暗々揣摸这件事……”

“您可知道他们后来的情况？”我问道。

“知道。他们参加了首都的一个农工运动。一九五四年，卡斯蒂略?阿马斯（１９５４年他在美国的操纵和支持下，发动武装政变，推翻了阿本斯总统，成为建立独裁政权的头子——译者注）击败阿本斯以后，该运动领导人逃住圣萨尔瓦多（萨尔瓦多的首府，危地马拉的南邻——译者注），拉米罗和他的伙伴都被投入监狱。四年前，许多政治犯获得大赦，其中就有拉米罗。我听说，他一直在墨西哥接受游击战训练，最近谣传，他已偷越边界回国，参加了圣马科斯山区的共产党起义军。但这只足一种流言。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他已经不在狱中。”

我们登上高地之巅，脚下水平如镜的太平洋洋面宛如一片蓝色的瓷砖地面，一直铺展到天边。唐切佩的咖啡园位于右侧的缓坡上，那里是很理想的通风朝阳的开阔地段。时近傍晚，斜晖给咖啡树的树冠染上一层淡黄的色彩。精美整洁的咖啡园与杂乱无章的季节工大院形成鲜明对照；咖啡园占据了很大一片区域，但其中的丛木和荆棘已铲除得一干二净，边围的灌木树篱也经过了悉心修剪。那景象好似摩尔人的花园，呈露着精确的几何图形和经营者的独到心裁。

唐切佩又带着我们来到咖啡园边缘的一个小々苗圃。在棕榈叶搭成的平展的天篷下面，有十行咖啡标本，每株幼苗都像初生婴儿似的被菱形的绿香蕉叶裹扎着。

“这是我的新杂交种。”他说着，在一排柔弱的嫩枝前蹲下——它们才长出一个星期——正进入唐切佩称作的“进军”期：似如一个々头戴卷曲绿帽的小兵在齐步前进。他捧起一捧肥沃的黑土，缓々转过身，用手指翻拨着掌中的土粒说：“瞧见了吧，我是用新鲜的火山土培育它们的。”

古斯塔沃说：“我明白了，最近这一带有些火山话动。”

唐切佩点々头：“有几次微动，并不太大——至少目前是这样。这些火山灰土就是科特皮克一带最近爆发出来的，在北面，距此二十公里。那里有一座新火山正在形成。不说你们也清楚，我采集这几卡车火山灰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