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固连接起来。

就在船身刚刚稳定下来之际，一位手持文明棍、头戴高筒帽的中年绅士已经迫不及待地沿着刚放下的舷梯，以出乎意料的敏捷动作爬上了双桅商船的甲板。

菲尔德·托克一眼认出了这位来客正是自己熟悉的英国货主，立刻摘下了口罩和帽子，朝那位头戴高筒帽的绅士走去。

在经过一名正在工作的船员面前时，菲尔德示意后者暂时离开，以便为接下来的会面腾出空间。

这位名叫莫雷尔的英国货主，实际上是一位隐匿于伦敦的大走私商人。他的客户涵盖了这座英国第一大城市的古老贵族和新兴富裕阶层，为伦敦大约十万有钱人提供上乘的法国葡萄酒,就是莫雷尔先生的重要使命之一。

“早上好，菲尔德先生。”莫雷尔用一种既正式又略带亲近的语气说道，同时礼貌性地碰了碰自己的高筒帽。“希望这次的航程一切顺利。”

“确实如此，莫雷尔先生，”菲尔德回应道，声音沉稳而自信，“所有的货物都安全无损，正如您所期望的那样。”

两人一边交谈，一边走向船尾较为隐蔽的地方，那里堆放着即将卸载的秘密货物，产自法国波尔多的上等红酒，以及兰斯的香槟酒。

……

自老皮特时代起，为了扶持英国本土的威士忌、白兰地、琴酒、啤酒与杜松子酒的发展，并限制法国葡萄酒对国内市场的冲击，议会内阁下令对原产法国的酒水征收高达50%的关税。

这一政策旨在保护本国酿酒业的同时，也试图削弱法国红酒在英国市场上的竞争力。

到了小皮特执政时期，该关税进一步飙升至200%，这一举措使得法国波尔多红酒的成本急剧增加。

以一瓶2磅装的高端波尔多红酒为例，其离岸价格平均为5先令（约6法郎）。然而，通过一系列正常途径进入英国市场后，由于200%的关税，这瓶酒的成本瞬间变成了15先令。

再加上运输与经营成本等，最终一瓶来自法国南部的上等红酒在英国市场的售价竟然达到了20先令，即整整1英镑。

对于那些习惯于在自家豪华宴会或舞会上展示法国高档红酒的英国贵族和城市绅士而言，这种高额税率无疑是一种折磨。事实上，即便是普通的波尔多酒水中，在如此高的关税下也成为了天价商品。

特别是对于亲自签署了针对法国红酒征税令的小皮特首相来说，他每天至少消耗5瓶法国高档红酒，这意味着单单在酒水支出这一项上，唐宁街10号的首相官邸每月就需要支付150到200英镑——这笔费用相当于一个伦敦中产家庭全年的收入。

首相小威廉·皮特尽管年薪高达8干英镑（或许更多），但由于其嗜酒如命的习惯，依然债台高筑。

如果将他的年收入换算到21世纪，大约相当于60到70万英镑。然而，高额的个人开销让这位帝国首相陷入了财务困境。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从法国波尔多港口向英国走私红酒的贸易航线应运而生。

事实上，自18世纪50年代开始，波尔多的红酒商人几乎都参与过走私活动。等到法国大革-命后，随着国际势的骤然变化，这种走私贸易反而变得更加活跃。

波尔多的酒商们将酿造的中高端红酒，以远远低于正常出口的价格（两磅瓶装仅3法郎，相当于正常价格的一半），大量批发给那些能够成功避开法英两国海关、顺利穿越英吉利海峡的走私船。

这些船只抵达英国后，当地的走私商人迅速接手，并通过他们广泛而隐秘的销售渠道网络，将这些来自波尔多的上等红酒悄无声息地分销至伦敦及其周边成干上万富有家庭之中。

每一瓶波尔多上品红酒在这样的非正式渠道中，零售的价格大约为10先令，相比正常进口途径下20先令一瓶的价格，自然是便宜了一大截。

这种方式不仅满足了英国消费者对高品质法国红酒的需求，同时也为走私者带来了超过三倍的丰厚利润，形成了一个庞大且隐蔽的地下经济体系。走私红酒带来的高额回报吸引了更多人参与到这一非法贸易中来，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繁荣与复杂性。

特别是自今年5月之后，由于法国-军队占领了整个葡萄牙王国，导致波尔图地区的红酒产业遭受重创，输入英国本土的葡萄牙红酒的数量，也因此锐减了近七成。

这一变化使得市场上对于优质葡萄酒的需求缺口进一步扩大，从而让来自法国的走私红酒变得更为抢手。面对供不应求的局面，走私红酒的价格虽然有所上涨，但仍然远低于官方渠道的价格，这无疑更加刺激了市场需求的增长。

在这种情况下，走私活动变得更加猖獗，不仅限于红酒与香槟，还包括其他各类商品。走私者们利用英吉利海峡复杂的地理环境以及恶劣天气作为掩护，巧妙地避开两国海关的严密监控。

尽管政府不断加强打击力度，但由于利益巨大，走私行为依旧屡禁不止，成为了当时社会经济生活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