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小妙一路不歇气，双腿发酸也硬撑。她眼里的回家，和实际上的回家，其实是截然不同的。

数千里的遥远距离导致行程紧张，她不敢浪费一分一秒。殊不知，回家之后，一切未知等着她。

下午的老宿舍区，一眼看去垃圾遍地。好些住户搬走了。过时破烂的沉重家具就露天抛弃。

几十年前的旧沙发、椅子和桌凳随处可见。它们在烈日暴晒，在暴雨中浸泡，像极了无人收埋的死尸。不是油漆开裂，就是长了青苔。加上鸟雀的粪便和野猫野狗的屎尿，散发出阵阵难闻的臭气。

她曾经也是习惯的。可是，四年大学生活，教会了她去思考另一种新的生活。留在小镇，能有什么好呢？

小镇没有任何像样的产业。不死不活的两三个小厂子，也进入了关门歇业的倒计时。

考编？镇里年轻的父母都把孩子往县城和县城之外的中小城市送。甚至带去了一线城市，边打工边让孩子接受新的教育。镇上的三个小学和两个中学，招生都成了问题。

考公？镇政府的公务员早已人满，一年只有少得可怜的编制拿来招考。那些职位有的是量身定做，形同虚设。她家没钱，也没人脉，一看就不现实。

相亲？照着钱财和权力的标准，找个没有感情基础的男人，婚后继续做母亲的提款机？死水一潭的生活，活着又有什么意义？

绕过两道坍塌了大半的砖墙，来到了生活了十八年的家。门前的对联贴得红红火火，里边却没有声音。柳小妙的手按在窗户上，掌心蹭了一层沙土和铁锈。

透过灰蒙蒙的玻璃往房里瞅，饭碗和盘子摆在小方桌上。筷子也放得横七竖八。一股酸萝卜和海带丝的辣味，还有骨头汤的油腻气味，都是她熟悉的。

邻居那边也安静得出奇。只有罗姨养的大花猫在花盆边伸懒腰。

最怕的两个人都去打麻将了。柳小妙心里舒了口气，摸出钥匙。插锁孔，脸色一惊：好好的钥匙怎么也转不动——

原来母亲对女儿私自出逃怀恨在心，也起了防备，早就瞒着她悄悄换锁了！

这点困难，难不倒她。自来水管从一楼通往二楼阳台。即使铁锈斑斑，承受一个九十斤左右的姑娘，绰绰有余。

柳小妙蹭得浑身是红红的铁锈，多亏衬衣和长裤护着，没有擦伤。只是头上和脸上搞得脏兮兮，像极了泥巴沙子的颜色，自己看了都嫌弃。

“咚！”她跳到了地板上。直接往卧室里跑。

这套房子面积一共二十多平。除了小小客厅兼饭厅，母女二人就共用一间来睡觉。柳小妙看了看自己在角落里的小架子床，堆满了杂乱的旧衣物和花花绿绿的纸盒子。

到了柜子前，找出存放户口本的小木箱，一开盖子就愣住了。

里边只有一张欠条：今日借黄老板五千元整。血红的手指印。潦草，却熟悉的签名。她的头顿时嗡嗡乱响。

户口本不见了。显然被蔡美芳移到了别处。但这手写按手印的欠条又是什么鬼？

她叹着气，揣了欠条在包里，从客厅开了门。锁是新换的，比原来的那一把要大。从饭桌上的筷子筒底下，找到了备用钥匙。赶紧拿了。

打麻将的地方，就在在老街一家花圈店的后边。

花圈店老板姓黄，本地人。柳小妙在上大学前，每年清明都带了零钱，去他家买纸扎的祭品，到坟前烧给去世的亲人。

“妈妈是多想不开，才会打麻将欠下花圈店老板这么多的钱。”

沿路找到花圈店附近。果然麻将铺升级了——从路边显眼的棚子直接搬到了二层。一楼门上有锁，大概是怕举报了抓去派出所罚钱。

她不得不掏出手机，拨号。那一头响了又响，等于白响。

周五下午明明能有两个小时，取了户口本去人才中心拿出学校辅导员寄出的户口页。

但蔡美芳在和邻居打麻将。迟迟不接她的电话。五分钟后，柳小妙找到了花圈店的老板，请他帮忙打电话请母亲下楼。

“这好说，我这里就是她们的暗门。”

蔡美芳接到电话，还以为是黄老板要钱心切编谎话哄她呢。结果听到门外响声，抬头一看，三个多月不见的女儿穿戴一新，面色严肃地走进来。

她手里握着的麻将哗啦一倒，愣了：“这姑娘......是我女儿嘛？”

柳小妙走到麻将桌旁边，忍着火气开口喊“妈”。蔡美芳面色一喜，在一众打牌的阿姨羡慕的眼光里昂首挺胸站起来。

“瞧，我闺女从北京来看我，还要请大家吃饭呢！”

“好呀！”胖胖的罗姨立刻拍手附和。显然还记得上回拧她胳膊的事，目光黏糊糊的。

一直盯着她从头到脚底看。好像又要抓她的节奏了。柳小妙不由得后退到了门边。

“我有事，不陪阿姨们吃饭。这是一点小心意。”柳小妙躲不过，乖巧地掏出钱包，抽了两张一百的粉红钞票。以十八线小镇的消费水平和物价，请一桌四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