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体仁带着党羽到崇祯跟前诬陷张斌，说什么张斌结党营私，任人唯亲，欺上瞒下，残害异己，欺压百姓，强取豪夺，这些倒还罢了。

这些罪状虽然是诬陷，但还有那么一点点牵强附会的证据，不过，他最后来一句，张斌都搞的福广天怒人怨，民不聊生了，这就有点过分了。

这完全是胡说八道，一点依据都没有，福广两省的老百姓这会儿可以说是安居乐业，生活富足，哪里来得天怒人怨，民不聊生！

那么，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他这么说自然是有目的的，因为他准备派人去福广搜刮一番，将福广的财富搜刮干净，到时候，自然会天怒人怨，民不聊生！

这是阉党的惯用伎俩，他们经常强取豪夺，激起民变，但是，传到天启耳朵里却是刁民抗税，意图造反！

崇祯比天启还要难糊弄一点，所以温体仁才会这么说，他这是为了今后的搜刮行动埋下伏笔，到时候，搜刮完民脂民膏，肯定会搞得天怒人怨，民不聊生，他可以直接在崇祯跟前把手一摊，推脱道：“皇上，您看，我说张斌搞得福广天怒人怨，民不聊生不假吧！”

阉党有这么无耻吗？

魏忠贤在日，更无耻的事情都做过！

比如，天启朝有名的黄山吴养春案就是阉党强取豪夺，搜刮民脂民膏的典范。

吴养春，徽州歙县人，说起来跟毕懋良和毕懋康兄弟还是老乡，不过这个吴养春并不是什么进士出身的高官，他就是个商人。

徽州歙县正是徽商的发源地，这里的商人可谓多如牛毛，而歙县吴氏则是徽商中最有名的一支。

这个有名可不是在徽州有名，而是在整个大明都有名，因为歙县吴氏为了光耀门槛，给朝廷捐纳过两次。

所谓捐纳其实就是花钱买官，这是明朝中后期特有的规矩，有钱人家可以向朝廷捐献一定的银两，朝廷则会根据银两的数量给予一定品级官职作为回报。

当然，这个捐纳得来的官都是没有什么权力的散官，也就是自己管自己，管不到别人，也不会对朝堂产生什么影响。

歙县吴氏祖上靠采买黄山上的木材起家，后面又响应朝廷号召，为边军将士输送粮草辎重，换取盐引，做起了盐业生意，并因此而暴富。

名利，名利，这名利二字不知道害死多少人，这人一有了名，就想求利，这人一有了利，就想求名，而在明朝经商是贱业，当官才是光宗耀祖的行当，于是乎，歙县吴氏暴富之后便开始捐纳买官了。

歙县吴氏第一次捐纳是在万历初年，那时候万历刚继位，京城地震，北方遭遇旱灾，南方又遭遇水灾，吴养春的爷爷吴守礼主动捐出白银二十万两用来赈灾，朝廷大为褒奖，授吴氏南都光禄寺属官两员。

歙县吴氏第二次捐纳是在万历二十五年，那时候万历朝鲜战争正如火如荼，皇宫又遭遇大火，朝廷急需用钱，吴养春的父亲吴时佐率兄弟子侄捐献白银三十万两以为军资，助明军在朝鲜击败倭寇，朝廷再次大大褒奖了一番，并授予吴养春这一辈兄弟五人中书舍人之职。

应该说，歙县吴氏是当时商人的典范，虽说他们捐助银两是为求官，但也为朝廷赈灾和对外战争做出了不少贡献，按理来说，朝廷应该好好褒奖并给予一定的照顾。

万历朝的确是这样，朝廷褒奖完歙县吴氏，还对他们相当的照顾，其他做盐业生意的商贩在换取盐引的时候总要被贪官污吏盘剥一番，歙县吴氏却从来没被刁难过。

但是，一到天启朝，这朝廷对歙县吴氏的态度就变了，或者说贪官污吏的手已经管不住了，他们可不管你歙县吴氏是受到万历皇帝褒奖的义商，一旦有机会，他们就要扑上去撕咬几口。

比如，吴时佐死后，因为吴养春是长子，分得了黄山两千多亩山地和淮阳等地的盐业生意，而次子吴养泽却只分得了盐业生意没分得山地，于是他不服，跑去跟大哥打官司。

结果，这场官司旷日持久，直到吴养泽死了还没个定论，有个姓骆的巡按御史还将两千多亩山地中的一半给侵吞了，说是吴家隐报商稅，特将一半山地没收入官！

这事还没完，紧接着吴养泽的家仆吴荣竟然侵吞了吴养泽的家产，还霸占了吴养泽的小妾，真是岂有此理，吴养春作为家中老大，这时候又去帮吴养泽收拾家仆，状告吴荣，想让官府严惩，结果吴荣一通贿赂，买通了贪官污吏，竟然脱罪跑了！

吴养泽的家产就这么没了，吴家起码因此损失了将近一成的财富，也不知道是官府拿的多还是吴荣那个恶仆拿的多。

这事其实还不算什么，让吴家万劫不复的另有其人，这人就是吴养春的族侄吴孔嘉。

吴孔嘉这个人心胸极度狭隘，他父亲原本体弱多病，有次因为族中事务跟吴养春起了争执，结果不久就病死了，他父亲的死应该说主要还是体弱多病所致，哪里有吵一架就能吵死个人的说法。

但是，吴孔嘉却把这帐记吴养春头上了，执意把吴养春当杀父仇人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