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正宗的罗马老贵族，郭康要做的，当然是坚决和这种行为对抗，捍卫父权制度。

这对于罗马来说，也是没法避免的。

做个对比，就能看出来其中的原因。

在中原，社会制度的建立，是基于一些基本原则，或者说基本共识，然后组织起来的。这种类型的社会秩序源自周公的时代，被后世称为“礼制”。

到汉朝，礼制的核心，被儒生们总结为“三纲”、“五伦”等概念。三纲，就是君臣、父子、夫妻三种关系；五伦，就是在此基础上，增加兄弟和朋友。儒家认为，这是最基本的人际关系，双方彼此之间，相互承担责任，再以此为基础，构造出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

如果这种双向责任不复存在，那稳定的人际关系也就不复存在了就像历代国君都尽力强调臣子责任，但大家其实还是非常看重君主责任一样。如果君主真的履行不了职责，那无论怎么说教，也肯定会被人抛弃的。

对于具体的条目，和责任的内容，不同学说之间会有争执，这是很正常的现象。比如，墨子就认为，孔子的那套礼制，过于抬高妇人。

在非儒篇里，墨子就指责儒家的迎亲礼仪按儒家编订的制度，娶妻要丈夫亲身迎接，穿着黑色下摆的衣裳，像个仆役一样为她驾车；手里拿着缰绳，把引绳递给新妇，就好像敬奉父母一样；婚礼仪式威严隆重，宛如承办祭祀的大礼。这显然是颠倒了上下关系，悖逆了对父母的礼节，违背了孝顺的要求。

早期儒家把夫妻关系作为“六德”之首，按照后世发现的战国简牍，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实际上应该是“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不知道谁把顺序换了，还删了俩

当然，这种理论一直受到内外的不断质疑。墨子认为儒家在夫妻礼仪上严重过度，也不是凭空指责，后世儒家自己开始调整了。

但无论具体内容怎么改变，重要性如何调整，这种秩序本身是必须存在的。因为社会关系的维持，就是依靠相互之间的责任。责任不存在了，关系本身就瓦解了。

在郭康那个时代，人们实际上搞不清，到底应该维持夫妇与家庭关系，还是应该把它拆解掉。这种思路混乱的结果，就是既想要家庭的好处，又想拆解家庭来显得自己更进步。

最后的结果，就是转而主张用简单的财产关系，替代之前复杂的权责机制，来衡量和维持家庭。

但问题是，财产关系太弱了，其实没法维持家庭的存在。或者说，家庭这种组织，就不是投资的好选择真想要进行投资，大家组织个正经的商业企业不好么。

自己结婚的效率，肯定不如买个配偶；买的效率，又肯定不如租一个。所以为了财产的效率最大化，应该通过短期租赁的方式，来产生后代、以及满足各种相关需求。这和家庭本身，不就矛盾了么。

那家庭的意义是什么呢

直接对比罗马的情况，郭康渐渐发现，这东西其实是动员男性的。

与国家的合法性一样，任何一个组织，都得面对如何说服别人出力的问题。女人可以确定子嗣是否是自己的，但男人没法直接确定。所以，稳定的配偶和可确认的子嗣，能够说服男人为了“未来”而努力。

这种关系瓦解之后，就会面临一个问题用自己的产出去供养妇人和子嗣，还不如都自己享受。人反正都是要死的，如果不是为了后代，那为什么不随心所欲，自己爽完拉倒呢

在郭康那个时代，家庭的瓦解和鼓吹个人享乐至上，放弃家庭责任，乃至放弃对于族群、国家、历史的责任，也确实是同步出现的。

这种情况，其实没法用“好”、“坏”来评价。哲学家或许可以给它定性，说它是“先进”还是“落后”，但从人类历史的视角看，这种先进、落后的判断，意义是很有限的。

在史前时代，中原的各个文明就开始拼死相搏了。而最后，之所以大家选择了这种以父系小家庭为基础的组织，跟它先进还是落后、是不是对男男女女更公正，也没什么关系从文化上看，中原地区当时甚至是落后状态，连礼器和神灵都得天天抄人家的。它能胜出，单纯就是因为它组织能力最强，最能打

后世的朝廷都知道，有家业的成年男人，是纪律性最好、战斗力最强的。这些人组成的军队，也是历代政权打遍四方，兵锋直抵地理极限的基础。

所以，想拆解家庭，当然也可以。如果能和商人、斯巴达人那样，把小家庭中的男女分开，让男性全部进入大军营，也是个办法。

那个时代，因为各种条件限制，这种制度都没法维持太长时间。但如果后世真能做到，可以让所有男人都集中起来进行军事训练，让所有孩子在大军营中得到统一的抚养照顾，那确实很不错，有可能获得更高的组织和动员能力，比小家庭的良家子更能打。

但如果做不到这种情况，就得面临一个最尴尬的问题打不过别人怎么办

哲学上的众多困境都是来源于此

现实不止是辩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