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的油纸小伞，在蒙蒙细雨中走着。乔莎在花径中扑蝴蝶，蝴蝶飞走了，她微微喘息着，苦笑，对我说“瞧，又扑空了”

我听见有人敲门。准又是那个老太婆。门本来并没有关拢。来人已自己走来了。

“晓钟哥哥”

我“腾”地站了起来。

的的确确，是乔莎。

“哥哥，你收到我昨天发的信了吗”

“收到了。我正生气呢”

“别生气，哥哥。我这不是来了吗”

“既然打算来，干吗还写那样的信”

“就不许我们有思想斗争吗”

她满脸娇憨，我的心几乎要软下来了。

我们各自坐到了一个星期以前的位置上。我审视着她。她又穿上了我们头一次见面时的衣着。我发现她的右颊上有小米粒大的一块红肿，这又使得我觉出她的面部轮廓并不那么和谐。

“哥哥，你怎么了”

“我有点不舒服。真的。一早我就头痛。现在更厉害了。”

“你为什么不吃止痛片呢”

“吃了。吃了也不顶用。”

“下次，我给你带点保管顶用的。”

“你能从哪儿弄到那么灵的药呢从舞蹈学校的医务室吗”

“我”

“或者，从孔雀公主的摄制组吧”

“当然”

“可是，我刚才打电话问过了，无论是舞蹈学校还是孔雀公主摄制组，都没有一个名叫乔莎的人。”

我目不转睛地望着她，同时估计着她会做出的反应。她会蹦起来吗她会大声争辩或者，她将仰头大笑

乔莎微微别过脸去，两眼闪闪地望着屋角的什么东西，静静地，足有一分钟没有说话。她显得很疲惫，仿佛演员刚刚回到后台。

这令我很惊异。更令我惊异的，是她终于慢慢地转过脸来，坦然地望着我，请求说“哥哥，让我洗个脸，好吗”

我不能拒绝。我把她带到厨房，指给她脸盆、香皂和毛巾，并且给她往脸盆里倒了热水。

她捋起毛线衣袖口，低下头，很仔细地洗了脸。洗完，她又请求说“哥哥，有香脂吗我想擦一点。”

我把妈妈平时用的一点化妆品指给她，她把两种香脂各挑出一点，在手心上揉匀，然后，张开双手，可怜巴巴地请求说“有大点的镜子吗”

我不想带她到妈妈的屋子里去，只有那里头才有带大镜子的立柜。我摇摇头，于是，她温驯地对着厨房水池上方的一面小圆镜子，非常细致地往脸上擦着香脂。我这才懂得，妇女为了美化自己，要付出那么多的心血。

回到我的房间，她坐到我坐过的那把椅子上，也像我那么反方向骑坐着。把两只手伸到脑后，解开了系住“马尾巴”的带小球球的环扣，换上从衣兜里掏出的一个橡皮筋，然后把“马尾巴”盘了起来。这样，从侧面望过去，就构成了一种新的倩影。

她把我弄得莫名其妙。我猜不透她在想些什么。

我在沙发上坐下来。我们交换了以往的位置。

我问她“你的家真的在上海吗”

她淡淡地说“不。就在北京。”

“在北京西北城吧”

她眉毛微微一扬“不错。在新街口。”

她说了胡同的名字。

“那么，李梓呢”

“我从电视上见过她。”

沉默。

我似乎不应当问得太多。毕竟她无须对我承担什么义务。是我主动把她邀请来的。

“你不该这样。”我想起了那个并不存在的欧阳竹，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并不存在的人仿佛就在我们旁边站着，而且我不能不随她的口吻来说话，“这是欺骗，是不道德的。”

她很平静。她站了起来。

“我该走了。原谅我吧，哥哥。”

我说不出话来。她还叫我“哥哥”

4

在那条胡同中段，有几栋简易楼。

我打听出来了，她就住在那儿的简易楼里。

我是跟24支局的老同学打听的。我们一块在房山县插过队，我们的友谊是在土炕上用窝窝头凝结的。虽然我们好久没遇上，可还是一见如故。我把一切都告诉了他，他一拍大腿，肯定地说“什么乔莎那丫头叫李月梅，她爸爸大概在外地一个什么勘测队工作，每月往家里写信，都使一样的印着单位名称的信封。我前一阵子管送信，常到她家楼前去，每回总是她出来接，板着个脸，接过信就扭身进楼。”

真希望他说得不准。可是我一走到楼前，跟遇上的头一个胖大嫂打听李月梅，她便立刻指给了我“她住那儿。”

那儿是二楼的东边。这楼真是名副其实的简易。裸的红砖墙，夹在墙中的没有扶手的楼梯，窄窄的楼道，矮矮的天花板，以及照例砸得稀烂的公用窗的窗玻璃，配以厨房和厕所的混合气息，使我产生了许多的感慨。这是多么简易的事盖简易楼，让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