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仇恨，因为他虽然白天难受，晚上内心里却能取得一种慰藉。我当时内心里却缺少这样一种慰藉。不知为什么，我的罪名相比而言比众牛鬼蛇神都轻，而我在牛棚中的处境却比他们都惨惨就惨在几乎没有一个人主动跟我交谈。

每天晚上临睡前我们照例要开个认罪会，这时候“小将”们纷纷来听，偶尔也能拉来几个贫下中农代表。认罪会的开法是每个“牛”先自述罪状，然后大家评论认罪态度是否合格；这两天里冯尔定的认罪词不过还是那么一套，但大家竟纷纷说他老实、诚恳，我望着他那副垂下眼睑的模样，心里只骂他奸猾，但是我也不愿戳穿他的伎俩，因为倘若第二天“小将”真来检查每个粪桶装粪的情况，对我也并无好处。“小将”逼我对冯尔定的认罪发言表态，我一本正经地说“冯尔定的发言我认为不够老实，辜负了小将们对他的信任”但是我的发言还不足以使“小将”们撤掉他的队长职务。

第三天，把冯尔定拉下马的机会竟从天而降一阵风，把一角破报纸吹到了他的粪桶中，我素来眼尖，立即看出那角报纸有好大一幅领袖头像；当时我和他正并排撂下粪桶，在运粪的中途歇肩。恰巧两个“小将”从我们身旁走过，我先咳嗽了一声，引起了他们的注意，然后便一个劲地给他们使眼色，两个“小将”先是莫名其妙，紧接着便循着我的眼色去看冯尔定的粪桶，他们立即便看出了那“现行反革命”的罪行，于是便喝问起冯尔定来，冯尔定一开头怎么也没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所以虽然无意顶撞，也不免反问了若干句话最后他终于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便一再解释说“实在是没注意肯定是刚才一阵风吹进来的”两个“小将”自然转而问我，究竟是不是一阵风吹进去的，我赌咒发誓地说“没看见风有那么大的本事”“小将”们便不再细细盘问，立即把冯尔定扭送到了场院，召开了批斗大会，批斗他的“现行反革命罪行”，我心想一不做，二不休，便站上前去，声嘶力竭地揭发他平时就有用带领袖像的报纸卷叶子烟的罪行，同时用推测的语气说“那准是他兜里掏出来，故意扔进去的”

冯尔定这下垮了台，当晚“小将”们宣布了我任队长职务，我心中充满了狂喜与满足。奇怪，对冯尔定的坠落，我竟比对陈茂生和许薇玲的沉沦更为解恨。

4

我是个员。这个事实今天想来连我自己也哑然失笑。我是反右斗争胜利结束时入党的。有时候会发展我这样的人入党，并且同时会将陈茂生、许薇玲推至“反党”的死角，这的确很值得真正的人仔细研究为什么怎么办反正我也是快死了，我说实话我入党的目的就是为了证明自己比非党员强。

一九七〇年，我在整党中恢复了组织生活，并且由于种种因素，成了学校革委会的副主任，但是不久就进驻了工宣队，工宣队长兼上了革委会的主任。那位工宣队长名叫白春富，是个十足的活宝。我恨他，因为他处处不如我，却反而当了一把手。他原是一九五八年老高中落选的初中毕业生，是那个年月里最让人瞧不起的次等货。他在煤厂当过一段临时工，每天坐在树墩子上劈劈柴，后来总算混进了国营工厂，在厂里是个有名的痞子。史无前例的运动一起来，他成了造反派头头，派驻工宣队的潮流一到，他大摇大摆地来到了当年没能考上的重点中学，坐上了相当于校长的交椅。他内心的那种满足感与报复欲，大概唯有我能最充分地理解。

白春富最爱向全校师生或全校教职工训话。每回上台，老是他在前头走，我在他左右侧跟着。他梳着个油亮的大背头，时值初冬，总爱在小棉袄外头披着个短大衣，一上台他便两肘朝后一摆，两肩随之一耸，于是那短大衣便飞落下来回回总是恰落于我的臂弯之中。每次当这一刹那，我就有一种当场把他打杀的在胸中蠢动，但是他若回头对我一瞥，保管可以看见我脸上挂着一副谦和热情的笑容。

白春富的笑柄很快就凑足了一打。比如，他在宽严大会上威风凛凛地吼道“我们的政策很明确，就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六个大字”又比如他深入同学中“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示范性地进行“谈心”时，会问出这种问题“啊，你哥哥是汽车司机，你们俩是他大还是你大呀”庆祝建军节的大会上他亲自领呼口号，“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这个口号，他总爱拆开了领呼，并且常常撇掉下句，人们犹豫着不敢跟呼，他便吹胡子瞪眼，责问人们是什么感情于是会场上便时时发出“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这样的齐呼声

我和白春富的明争暗斗很快便白热化了。在这场冲突中，我欣喜地发现，群众的同情与偏向往往都落到我这一方。我既然无法从政治上与白春富抗衡他是无产阶级，我毕竟得算接受再教育的一员，便千方百计从生活问题上入手去将他的军。

一个大雪纷纷的夜晚，我得知白春富跑到一位单身女教师宿舍中“做思想工作”，便蹑手蹑脚地走到宿舍的窗外，蹲下来偷听他们在屋内的谈话；寒气冻得我耳朵发麻、双腿变僵，但是我却充满了狂喜因为我听到了他们在打情骂俏；我利用工宣队内部矛盾，找来了同白春富对立的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