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们议论说“嘿，看见吗人家许薇玲的散文登出来了”“嗬，好几千字，能得不老少稿费吧”我一听心里就往外喷酸水儿。什么，她竟能在报上登文章我赶紧抻过张北京日报来看，可不，真是她写的。我想起头半年北京日报来学校组织过谈教学经验的稿件，我也交过一篇，但我们学校交上去的一篇也没发。没发就没发，大家都没发嘛，我也没往心里去。可是许薇玲的文章为什么就能发出来她能高明到哪儿去那散文我没读几行就扔到了一边，并且忍不住对身边的人说“我最看不起这号报屁股上的豆腐块了，好好教书不结了，写这些个干什么”

但是许薇玲竟接二连三地在报纸上发表着散文。自打这个现象出现以后，她每在我眼前晃过，我总能发现出她的一条新缺点，比如说神态清高呀，眉宇间有骄傲情绪呀，穿的棉袄罩衫颜色不正呀，笑声太浪呀，等等。我家里订得有北京日报，每回那上头有她的散文，我就总是迁怒于别的文章，整个不看，常常是当晚便拿来包东西，我老婆好几回尖声提醒我“这是今天的你别用，换张旧的”我反而更使劲地把当天的报纸揉撕着，不这样我心里就像卡着根火柴棍儿。

几年过去，许薇玲的散文竟至于足够出一本小册子了，出版社来的编辑，找到党支部，说是要给她出个集子。这消息让我听到了，我忍无可忍，当晚便找到支部书记家，足足谈了两个钟头，我讲到反修防修要从杜绝修苗做起，许薇玲是棵什么样的苗子不务正业、搞旁门左道，追求名利，既害自己，更害学生我的呼吁起了作用，党支部建议出版社缓出集子，我注意观察许薇玲，她眼窝变深、嘴唇变薄、笑声减少了。但是有一天我在王府井大街上，看见她同一个穿皮夹克的青年兴致勃勃地走在一起，并且毫不避讳我，走过来打招呼，向我介绍说“王老师，这是小吴，我的朋友”我同那小吴握了手，满面笑容地同他俩开玩笑“什么时候请我吃糖呀要不要这就到百货大楼买点呀”但刚一分手我便妒火中烧，好个许薇玲，集子虽未出成，美男子却已到手，她凭什么有这么好的运道

不久那史无前例的运动就来了。风暴乍起，我也懵了。学校里刚出现红卫兵那几天，我忽然觉得每一个同事都可亲可近，包括许薇玲在内。记得中午在食堂吃饭，她恰与我同桌，她用勺子搅着饭，吃不进去，喃喃地说“怎么回事儿呀”我深有同感地叹息着“是呀，这不乱套了吗”但是又过了几天，当批判“三家村”的席卷而来时，我意识到，目睹另一朵鲜花凋零的机会来临了。我找到红卫兵，他们用怀疑的目光打量我，我知道他们正准备贴关于我的大字报，我在政治课上“放过毒”，但是我愿意立功赎罪，我提醒他们“三家村”的走卒就在校园之内，他们一点就透，第二天，校园里就刷出了一米高的大标语“把三家村的黑走卒许薇玲揪出来示众”在操场上召开了声势浩大的批斗会，许薇玲被剃了个阴阳头，架到了台上，红卫兵们让她跪下，拿大瓶的墨水从她头上浇下来我在台下屏住气，闭上了眼，两腿直哆嗦，我怕红卫兵因为我“放过毒”，也对我如法炮制；但是直到散会也并未将我揪出，我还是革命群众，回到宿舍，想到许薇玲这朵花儿终于也碾落成泥，我又产生出一种异样的兴奋，我觉得这种兴奋感与红卫兵“破四旧”中砸毁那些大街上的霓虹灯、那些庙宇中的彩塑时的兴奋感，一定是相通的，因而我认为自己无妨去申请加入红卫兵；我去了，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小将”们对我报之以哄笑，他们朝我扔出了一把又一把的粉笔头，我狼狈地逃回了自己的宿舍；我恨红卫兵，我恨一切比我强大的人

3

我也住进了牛棚。这个内心的秘密我不说，敢打赌一万年也不会有人猜得出我在牛棚里的基本感情，既不是愤怒，也不是颓丧，而是更强烈的嫉妒为什么冯尔定当了劳改队的队长

我们被“小将”们押到了农村，交给当地贫下中农实行“群众专政”。“小将”们照例是并不与我们同劳动的，贫下中农也并无对我们实行“群专”的兴致，因此，一切权威反倒集中到了冯尔定这么个家伙身上。

冯尔定被揪出来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他解放前夕去过一次台湾，何用仔细分析，更不能听信他的狡辩之词，他当然非叛即特。我以为比之于我的资本家出身、政治课“放毒”以及“妄图混入红卫兵组织的政治扒手行为”，他要卑微得多，而“小将”们竟丧失了正常的判断力，指定他来当劳改队的队长。

我们有几天的劳改项目是掏粪、挑粪。冯尔定是个五十岁的胖子，一身囊肉，他挑着木头粪桶的那副喘吁吁的模样，真赛得过基督受难图。但是他是队长，焉敢懈怠每回他总是掏个满桶，咬着牙，脚下绊蒜地煎熬着挑往晒粪池。不过冯尔定很会收买人心，就是别人挑多挑少他一概不管，除非明显偷懒，停止干活，他才四外望望，提醒你“干吧干吧”。这么干了两天，晚上回到我们住的破房子里，众牛鬼蛇神不免对他有了恭维感激之词。冯尔定听着这些谀辞，盘腿坐在炕上抽着大粗叶子烟，面上居然颇有得色。我能生动地回忆起他呼出的烟雾灌进我鼻子里的那股辣味，这种辣味使我对他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