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的确有些说来话长, 似乎要从岑莳的妈妈说起，那个有些要强，永远不肯向命运低头的女人, 岑佩英。

岑佩英和苏一灿的妈妈是高中同学，大学又和苏一灿的爸爸是校友，因此在苏一灿父母大学期间为两人牵线搭桥，是他们的挚友，也是媒人，在那个纯真的年代，苏一灿的父母一直很看重这位友人。

但是岑佩英的家庭并不幸, 她上而有个大姐, 家里一心想生个儿子，所以她出生后, 全家都很失望, 岑佩英的母亲受尽了夫家的冷言冷语, 丈夫的欺辱和责怪, 便无形中将这股怨恨转移到了岑佩英身上, 她很小的时候便是在打骂中成长, 直到后而相继有了三个弟弟, 家里人才不会无缘无故拿她出气，可是相对的, 她在家里也成了透明人, 吃饭上不了桌，新衣服永远是弟弟们优先, 甚至为了把钱省给弟弟们上学, 她没有一次参加过学校的集体活动。

家里人希望她和大姐一样，读完初中就进厂苦钱, 偏偏岑佩英不甘心，她不甘心为了三个弟弟埋葬自己的人生，初中毕业那年，她徘徊在班主任的办公室门前，足足了等了三个小时，才将班主任领回家说服父母让她继续上学。

也许是造化弄人，岑家五个孩子，只有岑佩英学习最好，在她刚上高中时，父母就告诉她，大学费用很贵，他们没有钱供她读大学，让她读完高中就去厂办公室做秘书。

有次岑佩英晚上起夜还听见父母说“佩英长得好，去了厂里要是能被领导看上，以后她弟弟们娶媳妇就不用愁了。”

从那天起，岑佩英励志一定要考上大学，一定要脱离父母，脱离这个家，脱离成为弟弟们赚钱的工具。

后来她以优异的成绩拿到了大学奖学金，可以免除一部分学费，可父母眼看弟弟们都大了，不愿她再去大学耽误四年，死活要断她生活费，那年她和家里吵得不可开交，一气之下离开了那个她生活了18年的家。

整个暑假她是在苏一灿的妈妈郭春华家度过的，那时岑佩英才知道不是所有父母对待女儿都是如此偏心的。

看着郭春华父母每日精心准备的晚餐，将鱼子和鸡胗都留给女儿，为她购置大学宿舍里需要用到的生活用品，甚至会冒着大雨去书店接她们回家。

那一幕幕都深深刺痛了岑佩英，那个暑假，苏一灿的妈妈陪着岑佩英难过，陪着她愤愤不平，再到最后，岑佩英告诉她，自己一定会出人头地，以后嫁去很远的地方，再也不回来了。

据郭春华所知，大学四年她真的没有再回过家，过年的时候郭春华的父母会喊岑佩英来家里，岑佩英每次都会用打工的钱买上一些节礼，还会帮郭春华的妈妈买羊毛衫，但却一次也没回去看望过家里人，从某种程度上来讲，郭春华觉得岑佩英是狠心的，但她没有劝过她，因为她了解，不知别人苦，莫劝她人善的道理。

那时她们都是小姑娘，也在一起畅想过未来会找什么样的男人，出乎意料的是，岑佩英说想找个外国人。

郭春华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只是九十年代初的凤溪，整个翻过来都找不到一个外国人，在郭春华看来，岑佩英的想法有些天马行空。

然而让她大跌眼镜的是，岑佩英毕业那年真的认识了一些外国人，而后没多久就和他们说要去美国发展。

临走时，苏一灿的父母都去机场送别了她，告别的时候，岑佩英拥抱了郭春华，在她耳边说“我爸妈知道我要出国了，让我回去一趟，我回去了，以为他们是要送送我。”

她哽咽了一下说“结果他们让我出国后苦了钱记得寄回去，如果我不寄，以后就别回去了，春华，我没有家了，不走也不行了，出去以后我一定会出人头地。”

转身前她眼里噙着泪，却始终没有让眼泪掉出眼眶，带着傲骨和倔强离开了这片祖国大地。

第二年苏一灿妈妈收到了岑佩英的信，信中岑佩英告诉她，她结婚了，丈夫是个美国律师，工作稳定，他们的婚礼是在教堂举行的，她搬进了丈夫的大房子，房子前有很宽的草坪，他们还养了只大狗，叫que。

九十年初期，香港澳门还没回归，很多人家里连电话机都没有，苏一灿父母每月的工资只有两百多，还住在单位分配的平房宿舍里，总共也就十几平，他们读着岑佩英的信，感慨生活水平的差距，那时苏一灿的妈妈已经怀了她，她给岑佩英回信将这个喜讯分享给了她。

她们约定如果以后生的小孩性别不同的话，就定个娃娃亲，起初几年苏一灿的妈妈还会问问她肚子有没有动静，可三四年过去了，岑佩英始终没有怀上，她们之间便没再提过娃娃亲这个玩笑话。

只知道后来岑佩英在那里完成了硕士学业，考取了执照，成为了一名牙医，收入还不错，不久也取得了绿卡，如她走时所说，她在那个异国他乡终于出人头地，有了立足之本。

苏一灿一家搬去了爸爸新分的房子，家里变得宽敞了，装上了电话机，黑白电视，还有单门冰箱，郭春华将家里的电话号码写信告诉了岑佩英，只是她一直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