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意在上海生活的两年,住到梁公馆的时间并不多。

放假的日子，他进入梁孚生为银行创办的培训学校，学习金融知识。虽然没有子承父业的想法，但技多不压身,他对现代银行心怀好奇,想了解它如何运作,说不定以后还能派上用场。

而一心盼望摆脱家庭桎梏的黄芷夏也如愿得到了姑父的资助，包括未来的大学学业都有了经济保障,但前提是她必须签署一份文件,承诺学习金融，日后为银行工作。黄芷夏欣然同意。

在民国十九年以前,中国没有专门的金融院校，许多重要的华资银行只能自己建立培训班或学校,培养专门人才。学生至少需要高中学历，并通过特殊的入学考试。三年制课程包括银行实务、外汇、商业法律、会计、商业地里、保险、企业组织、英语等。1

在授课以外,学员还被派到各分支机构和业务部门实习,以检视其所学。

高要求,高竞争,同时意味着高回报。华资银行的员工福利比大部分现代企业更加先进优厚。拿梁孚生的达兴银行来说,最低级别的员工月薪为50元，外加超过一个月工资的年终奖金。他们每周只工作六天,年假十七天，女员工有四十天产假,还有带薪病假和紧急事假。2

银行为员工修建了宿舍,租金仅为市场价的百分之四十。

以及完善的退休制度。

因此,在大银行工作，等于捧上金饭碗。

秋意到不同岗位实习,大开眼界，若非山河破碎国土沦丧，他心怀参军梦，倒也真想投入金融行业，长长见识。

两年的时间，他对父亲梁孚生的了解愈渐加深。

那真是个复杂难以言说的人。

当年梁孚生与黄梵茵婚后曾一起出国留学，双生子被安置在黄家，由两位老人照料。回国后他创办了达兴银行，没有钱，资本仅凑集了几万银元，是当时上海最小的银行，员工仅有六名。初期他个人几乎包揽了所有业务，拉存款、放贷款、搞关系，短短几年时间，这家名不见经传的小银行在他的经营之下迅速发展起来。

当时政府债券投机盛行，不少学者与企业抨击金融界只晓得做公债、做地皮，对于国家的工业没有起到任何帮助。

这自然是夸张而严峻的指控，事实上大多数成功的银行很少涉足政府债务，甚至还想方设法不买公债，而凡是以公债投机和对政府放款为主营业务的银行，一般都很短命。3

梁孚生告诉秋意“我国的现代工业太过薄弱，向他们长期贷款的风险非常大，银行家毕竟不是慈善家。”

话虽如此，从资料来看，这些年他向纺织业和面粉业的贷款超过银行资本金的一半，难道这不算对国家工业的支持与推动吗

报纸和期刊上还经常指控现代银行资助军阀内战，破坏中国经济，有责任心的作家们亦乐此不疲地写书揭露资本家的丑陋面目。

早在北伐时期，梁孚生作为金融界的一员，曾秘密参与筹款支援北伐军。他和所有银行家一样，对无休止的军阀混战和政治动荡感到厌烦，急切地需要一个稳定且强大的新政权来保护他们的利益。4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为了树立国际信誉和地位，他们承认并继承了清政府和北洋政府巨额的遗留债务，同时开始举借新债。

国民政府发行的第一笔内债起初无人认购，于是向银行强制摊派，甚至采取政治胁迫、绑架等极端恐怖手段募集资金。十四个月内，共发行上亿公债，均由金融界承受，先行垫付，陆续发售。此举引起了上海工商界的强烈不满和恐惧。4

民族资本一再被压榨勒索，他们又变成了政府的钱袋子。

当秋意逐渐了解到这些，对父亲的看法变得极其复杂。

他在重庆的街头巷尾长大，参加过许多游行，反对军阀，反对内战，即便如今来到上海，成为银行家的儿子，也依然不能融入上流社会。他的自我认知与父亲并不在同一阶级。

1935年底，秋意加入了上海各校组织的大规模请愿游行，要求取消华北自治组织，释放北平爱国学生，抗议南京政府的对日妥协政策。

游行数日后，秋意病倒，查出肺结核，跟着住进疗养院，一恍大半年。

七月初，检查显示他的肺部病灶钙化，形成包裹，进入静止期，不再排菌，医生宣布他的肺结核被治愈。

死里逃生，出乎预料。

梁孚生接他回梁公馆休息调养。

秋意迫不及待想打听温琰的近况，于是往重庆发了一封电报。

可他不知道此时此刻，几位小伙伴已经坐上了开往上海的轮船，他们即将碰面。

话说朗华还清债务那天，人模狗样的，特地请温琰和青蔓下馆子吃饭。

自从春季开学，温琰因为跑货旷课两次，险些被学校开除，这是最后一个学期，马上要毕业了，她不敢造次，乖乖回到学堂，投入课业中。

之后朗华干了些什么勾当把欠债还清的，不得而知，反正他脑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