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学大昌，在北京以顾炎武传学，弟子上千，屋舍数百，捐赠的学田就超过千亩。

顺天府甚至愿意给顾炎武办学校，但被其所拒绝，表示不愿意效仿东林旧事。

说白了，就是不想再造就党争，从而断送这门学问的前途。

而在地方上，郑森在吕宋府、黄宗羲在赵国、王夫之在北海，朱之瑜在浙江余姚，方以智在浙江、李题在陕西、直隶容城孙奇逢等，各自宣扬秦学。

但归根结底，其主体思想就是经世致用，反对务虚空谈，提倡农商并举，广征商税，民重君轻，可以说是与东林党反着来。

但每个人在思想细则又有不同，郑森要求重视海贸，减少关税；方以智要求重视几何，西学中用；黄宗羲强调读史，民本为先；孙奇逢则要求慎独，将格物致知和致良知结合。

虽然分为各个派系，但秦学的发展壮大却是无需多言的。

可以说，广大的士林皆认为，秦学取代理学，就如同理学取代玄学，顺理成章。

因为就像是顾炎武所说，秦学本就去从理学中诞生的，大部分的思想不过是升华提炼了，还加了部分心学的内容。

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官方的认可，即科举认同。

这一步极其艰难，甚至顾炎武觉得，自己这一生怕是看不到了。

朱之瑜刚落座不久，忽然有一人脚步迟缓而来。

“咳咳！楚屿，你怎么来了？”

朱之瑜抬眼一瞧，立马惊起，双手拜下：“夏峰先生，您怎么来了？”

“哈哈哈，我本就是直隶人，来一趟北京算的什么？”

孙奇逢哈哈大笑，然后毫无拘束地一屁股坐下。

孙奇逢本是进士出身，因为反对阉党，故而在乡间教学，结庐而居。

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亡后，由于故园被清军圈占，孙奇逢举家南迁至河南辉县。

夏峰村位于辉县苏门山下，紧靠名泉百泉，山清水秀，地僻清幽，故而孙奇逢从此隐居夏峰。

此间清廷多次征诏，甚至以国子监祭酒之职相聘，均遭拒绝，时人尊称其为“征君”。

其以陆象山、王阳明为根本，以慎独为宗旨，以体察认识天理为要务，以日常所用伦常为实际。

故而，他修身苛刻严厉。

在思想上，他将“道问学”与“尊德性”合二为一，最后，总结出了“躬行实践”、“经世载物”的思想。

他认为做学问的，不应是空谈家，应注重实践，重视经世致用。

这般，在北方孙奇逢与顾炎武并称为“孙顾”，又称之为北方二峰，难以越过。

即使与顾炎武并称为北顾南朱的朱之瑜，也不敢放肆。

“今日访友，倒是碰到了朱小友，甚好。”

孙奇逢胡子花白，但精神矍铄，看样子还能再活十来年。

朱之瑜苦笑道：“若知孙老在这，在下岂敢放肆？”

几人相视而笑，一切都在不言中。

秦学大昌，对于他们几个人来说是大有好处的。

立功，立言，立德。

立功不好说，几人感觉没什么大功，德行是仁者见仁，但立言却是可以的。

一旦秦学成为官学，那么几人就是勤学的立派宗师，其言行书籍就会成为官学的一部分。

这样一来，像朱子一样流传千古就指日可待了。

这是儒家毕生的追求，谁也逃脱不得。

谈到了秦学，孙奇逢倒是有话讲了，他捋了捋长须道：

“如今士林皆以东林为恶，故而多行反思之举，由此带动了一门学科。”

“训诂学。”

“训诂？”顾炎武与朱之瑜一愣。

所谓“训诂”，也叫“训故”、“故训”、“古训”、“解故”、“解诂”，用通俗的语言解释词义叫“训”；用当代的话解释古代的语言叫“诂”。

平白的解释就是，研究汉魏以前古书中的词义、语法、修辞等。

其特点就是捧古贬今。

无论是文章诗词，都是越古越好。

“训诂学之兴起，莫过于咱们秦学大昌，有些人不悦，故而以两汉、盛唐为宗旨，企图驳斥我之学。”

孙奇逢摇头道：“似乎效仿了两汉之学，我大明就将大兴，故而斗倒咱们的秦学。”

“党同伐异罢了。”顾炎武毫无畏惧道：“当年心学兴起，那些大儒们从朝廷到地方，无不驳斥，抵制，但心学却不断兴盛，直到如今。”

“当年的张江陵，不也是心学传人。思想这东西，是阻断不得的。”

朱之瑜更是毫不避讳道：“孙老，刚才我们二人言语，秦学之盛，在于上，而不在下。”

“朝廷和皇帝支持，底下的大儒们再怎么固执，也无济于事。”

孙奇逢恍然。

吕宋，镇海城。

郑森屹立在城头，迎着海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