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开国不过二十年，夏完淳是很难相信官场已经蚁膻鼠腐，无可救药。

毕竟在绍武初年，皇帝一边提高俸禄，一边挥舞起大棒，不断派遣巡按去各省，不知多少贪官被拿下。

但他又一想，读书人十年寒窗苦读，除了怀揣济世安民的理想外，最大的抱负莫过于光宗耀祖了。

而利用手中过期就废的权力谋取钱财，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举措。

即使皇帝将收税权全部揽在商税司，但地方官员依旧有不少寻钱的地方。

原本是清水豆腐，换成了烧鸡肥肉，官员们过惯了口，怎么可能改过来？

但沧州的事，就是明证。

铁板一块的官场，抵制钦差大臣，如果说其中没有什么大料，根本就不可能。

显然，沧州必然是有大桉的。

“你姐夫为官如何？”

“略显迂腐，但却情义不减。”

潘卓一口说道，脸上竟然浮现了一丝敬意。

其举例道。

高德是理学出身的正统读书人，二十余年寒窗苦读，三十岁高中同进士，旋即历任为官。

他虽然专学朱子，但绝对不是空谈心性的腐儒。

当年在山东聊城通判任上的时候，就从来不摆父母官的权威。

老百姓打官司，他不允许如狼似虎的皂隶去抓人。

如果是宗族相争，找他们的族长；乡里相争，则找当地的长者，或者叫原被两告自己相约而至，细诉曲直。

他的听讼，全遵儒家道德感化为宗旨，苦口婆心的劝解。

常常有父子反目，兄弟相仇，打上了官司的，经他苦口婆心，反复开导，往往数日之久，都会被劝得相拥而泣，和好如初。

他这完全符合儒家德法兼得的思想，故而受到器重，转为知县，成了坐堂官。

而做知县的两件大事：刑名、钱粮。

追钱粮称为“比”；比期一到，不完就要打屁股。

所以，他遍翻古书遵循自认为的旧例，定了一种“挂比法”：

挂是挂名，到比期把欠粮的名字公告出来，等百姓自己来完，以一年为限。

比如说欠一石粮，可以按月分期来还。

同时找了欠粮的人来，这样劝告：“钱粮是朝廷的国课，不是进我县官的腰包。你们如果重视公事，完请钱粮，身心俱泰；我亦就可以安逸了。”

这个分期完粮的办法，缓解了不少家庭拮据人的难题，更是对百姓的一种救急。

短短一年，聊城欠粮人数大减，活民无双。

但却惹得官吏的不满。

因为粮税分期，这些胥吏们也就不能上下其手，谋取暴利，放高利贷的人同样不满。

当然了，这是县库留存的钱，本来就是公使钱，知县想怎么用谁没话讲。

在绍武十六年年初的时候，出了一件事，有个姓夏的百姓，欠下两年钱粮，自己答应分期完纳，但一而再，再而三，说了话不算数。

高德也曾派人去查过，这姓夏的因为连年不幸，尊亲相继亡故，殡葬花费，闹了很大的亏空；最后又遭疾病，弄成家破人亡的局面。

同时也没有什么比较优裕的亲戚，可予以援手。论境况确是很困难，只是如果不责罚此人，无以对依限完纳的百姓。

高德无可奈何，下令行杖。

“大老爷！”姓夏的再一次哀恳，“无论如何再宽我十天的期限，我一定凑足了钱来交代清楚。”

“到时候不交呢？”

“我不敢欺骗青天大老爷，只求大老爷宽限，到时候一定交。我已经想到法子，却要几天工夫去办。”

看他神情诚恳，高德竟然大怒。

如果是寻常的官，有了结果，当然高兴；再能抽出片刻工夫，把姓余的传上堂来，说几句嘉许的温语，就算是能体恤民艰的好官。

但高德却不是如此，他虽然比较迂腐，但却不傻。

“你一定在作贼！”高德很生气地拍着桌子：

“几次比期，你分文没有；我晓得你穷，也没有亲友可以帮忙。我问你，不是作贼去偷，哪里来的钱？”

听这一问，姓夏的忙不迭跪下求饶，说清了缘由。

原来，由于运河四通八达，勾连南北，所以山东境内的许多水匪们就盘踞在运河。

白天他们是船夫，周转货物。

到了晚上，其就化为盗贼，四处行窃。

他有个表哥正好是做这一行的，所以就想着等几日去运河沿岸干一票，自然就能分钱了。

而高德则一如既往地又说起了大道理，直接将他劝住了，并且按照他的举报，将一伙水匪连锅拿下。

随即更分了其不少银钱还债，而且将其收入衙门为吏，免得遭受那些余孽的报复。

这一通安排，博得了满堂彩。

商户们夸赞，百姓们拍手，官运自然就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