屯、民屯外，很少有人愿意在彼处落户，却还是很有一些的空地可用的。便是中原各地，其他一些经历过兵祸的地方，不过三年，也未必没有空地可用。”

听到此话，不说李光，便是赵官家也微微心动，然后重新想起了张荣提及的捣冰之事。

“其次，至于李中丞说的成本、赋税之论，也未免有些求全责备了，只说此番设计，是不是比单个种桑、单个养鱼、喂鸡来的巧妙省事些若是，那它便是比眼下许多农庄去处更省一些的东西，而非是拿着后宫这里强做比较。”就在赵官家心思飘忽的时候，赵鼎却早已经继续跟上。“何况，既然是以黄河一线推行，如果鸡鱼自用之外尚有结余，却也整好可以卖给军营，以提升军队伙食，强壮士卒，而想来军屯庄内多有退伍士卒，有功士卒的授田也在那里，军营应该不会强取豪夺才对。”

“若是这般说来，若能限制在沿黄河一线，军屯、民屯周边，倒也不是不行。”李光被赵鼎一一驳斥后，选择了适时退让，他已经意识到，这件事情恐怕是赵官家与赵鼎主导的，刘汲和阎孝忠只是出面人和执行人。

“而且都省也好，官家也罢，哪有中丞这般胆大黄河一线是断断不敢直接推广的。”那边李光刚刚想到阎孝忠，身材矮小的阎孝忠便忽然冷笑插嘴。“奏疏上明明说的清楚，是要从开封府这里弄出来，先做个试点的，开封府若成，再往郑州、滑州走过去，郑州、滑州成了，再去弄洛阳、京东而且，若从开封府做起，还可以让官家出面，直接在宣德楼这里仿效卖国债一般，直接发低息乃至于无息青苗贷，让沿河各处军屯、民屯依照屯点村落前来统一专贷专用哪里就要李中丞一定要跳出毛病来才行”

李光原本已经准备放弃针对此事的争论，但见到阎孝忠这幅姿态，却是老毛病直接再犯，瞬间就便起了抵触之意，然后当即反驳“若是以村庄为主进行专贷，岂不是也要以村庄为主做这种事情焉知不会有狡猾吏员、霸痞，从中渔利侵占”

“确有此虑。”

坐在那边的赵官家再度适时插嘴道。“但沿河军屯、民屯，多是建炎二年、三年朝廷回归东京后，统一安置的村庄，里面许多军伍人，霸痞还是少一些的。且与此虑相比，这些屯点基本上都是杂姓，素来无宗族活动，年节祭祖、中秋上坟都没个去处，这不是好事，最起码常有食菜魔教趁机侵袭，以至于成祸。所以，朕的意思是，此事若能成，便以无息做诱，许他们自决，看看能不能仿效南方的族产，专以此类桑基鱼塘设置一些村产”

这话一出来，上上齐齐若有所思，李光也陡然醒悟，却又勉力笑对“若如此，倒是臣思虑不周了此事，臣以为可行，且御史台可发两位御史，沿河左右巡视，专门监察此事。”

赵玖欣慰颔首。

话说，赵玖最后提到的东西，才是真正切中了这群官僚们要害的东西那就是村社集体财产，以及相应的村社集体活动。

须知道，不管所谓大宋朝的城市化进度有厉害，这年头的大宋，依然是一个典型的以农业为基础的中世纪皇权社会，而偏偏和其他所有地方一样，碍于生产力和组织先进度的问题，皇权的末梢结构是难以触及到最底层老百姓，也就是所谓皇权不下乡的意思。

而这种情况，就会滋生问题。

首先是小农经济的脆弱，使得基层百姓在高利贷与租息盘剥面前变得毫无抵抗能力，而这种脆弱，又会使得诸如摩尼教这种具有贫民自助保险业务的宗教趁虚而入，挡都挡不住，最后就是民不聊生，和邪教泛滥，最最后就是揭竿而起。

但与此同时，另一个荒诞的现实在于，皇权如果强行入乡社，反而会造成更大混乱与损害因为在皇权时代，跟官府比起来，什么和尚道士地主都简直算是白莲花

甚至，那些和尚道士地主之所以能够盘剥百姓，敲骨吸髓，很大程度上正是依附于皇权后的作恶。

这种情况，再过八百年都难以改变。

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一种温和的基层组织形式，既能对上服从统治，又能对下起到安抚作用。

历史上占据这个位置的不是别的东西，正是宗族。

而宗族想要起到切实作用，很大程度上是要有经济基础的，故此，族产这个东西的作用毋庸置疑。

那么成制度的族产又是谁发明的呢

答案是范仲淹。

范仲淹发明了族产之后，立即得到大宋朝廷的强烈认可与提倡，并迅速席卷了整个中国。

没办法，尽管族产和宗族在后来的时代那里是落后的代名词，但在眼下，面对着上方的皇权，村社内部的寺观、地主、高利贷者，以及最下层无孔不入的邪教结社，这已经是一种相对而言非常进步的村社集体经济组织形式了。

回到眼下，对于赵玖来说，基层缺乏组织这个问题同样是切身存在的。

其实，赵官家面临的问题非常多，他要北伐，北伐需要兵强马壮，需要钱粮财帛，但也要内部的安定，与后方的缓和，而且随着他本人直接参与执政以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