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元年十二月二十日上谕，一反以前所降旨意，说是：“浙江余杭葛毕氏一家，前着提督学政胡瑞澜严讯，以案无出入，仍照原拟罪名定谳，经刑部查核，案中疑窦甚多，已咨令逐条查覆。兹着浙江巡抚杨昌浚提集全案人证起解至京，交刑部审讯。”

《申报》在此案中对杨乃武一直表同情态度，它在光绪二年正月初十日发表了这道上谕后，第二天，更明确表态说：“本馆与杨乃武无一面之缘，特以物议沸腾，故屡次代言陈述，欲邀浙宪稍一动心，虚心研究，俾成信谳。所惜胡（瑞澜）侍郎固执如前，杨中丞回护于后，今既承刑部提讯，自有水落石出之日”云云。 有人说《申报》是英国人所创办，它代表着帝国主义想攫取中国法权的野心，所以别有用心地暴露中国司法制度的黑暗，刑讯逼供的残酷，同时宣扬对人犯从不动刑的西方司法制度的优良。这说法并不十分正确。《申报》虽说是英国人创办，但它是一张中文报纸，主持笔政的都是中国的文人学士，代表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正义感，所以它的表同情于杨乃武是无怪其然的。另一方面，由于主办人是商人，生意眼的观点超过了政治立场，他的目的在博得中国人的好感，推广销路，所以报纸上并没有过分露骨的政治宣传。对于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尽管余杭县和杭州府都已动了非刑，杭州府的刑具天平架更为惨毒，报纸上也是毫无记载，这是只要查一下旧报就不难明瞭的……

且说胡瑞澜兴高采烈地试士归来，出于他的意料之外，放在他案头的刑部文书竟不是依照原判罪名定谳，而是咨令他逐条答复案卷中歧异之点。当时矛盾这个外来名词还没有传入中国，凡属矛盾，都称歧异。刑部认为歧异之点有：刑部认为歧异（矛盾）之点有：葛云飞（字品连）如确系中毒致死，其母葛喻氏当时就应看出迹象，何以竟默无一言，备棺成殓。过了几天，却以儿子死因不明具状投县请验，状中只说盘问媳妇，言语支吾，何以覆审时又供称向媳妇盘出听从杨乃武下毒谋害？在此以前不提杨乃武共谋？杨乃武谋妇杀夫，事虽机密，但男女恋奸情热，绝不会丝毫不露形迹，密谋给毒，亦非一次可以完成，何以邻居王心培竟从未发现杨乃武与葛毕氏往来？钱宝生乃案中要证，卖砒霜系案中关键情节，何以初审仅凭供给定案，复审亦不令其与杨乃武对质，便纵命回家。这些歧异（矛盾）之点都是胡瑞澜很难回答的。为了掩饰他的办案草率，不加详查，含糊定谳，使他不得不重提案内一干人证，会同府县再行详讯。还没有等他把案中歧异（矛盾）之点作出答复，便接奉谕旨，着杨昌浚提集全案人证解往京都，交刑部审讯……

这一来，可使胡瑞澜慌了手脚，最使他担心的是案中的关键人物钱宝生，只要这人否认曾卖砒霜给杨乃武，案子便全盘推翻，根本不能成立。可是这人非常难弄，单是叫他到省投案，就已怨声载道，逢人诉苦，何况要他远道赶赴京城，确说，历审所以不使他和杨乃武对质，正因为两人一经对面，真伪立见，双方素不相识，何能轻易卖买毒物，可是全案人证解到刑部，刑部能不令他们对质吗？钱宝生过去就有宁死也不再枉攀杨乃武的话，谁能担保他到刑部不也如此招供，这样，原判便被推翻，自己依原判定谳，也难免不受处分，顶戴岌岌可危了……

胡瑞澜寻思无计，他原是个心狠手辣的人，为了保持自己的官位，便不择手段，起了杀心。于是唤过心腹跟丁朱春恒，屏退左右，亲自填写了一张传票交给他道：“你可到余杭县仓前镇爱仁堂药铺传店主钱宝生到案，对他说，案子已交刑部审讯，他是案中要证，必须到京候审，叫他从速收拾，准备赴京。他如口出怨言，不肯前去，你就找个机会，把他干掉。”朱春恒眉毛一扬道：“怎样下手干掉他？”胡瑞澜眼珠一转道：“你先买一包巴豆粉藏在身边，从省城到他店里，时候已晚，你是公差，他少不了要管待你酒饭，如他小气，不肯款待，你可拉他出外喝酒，悄悄把药下在酒里，这样就可把他干掉。”朱春恒道：“吃了巴豆粉，只会闹肚泻，万一不死，怎么办？”胡瑞澜道：“不死也得生病，现在只要他无法到案与杨乃武对质，把案子弥缝过去就行，不必管他死活。”朱春恒领命，藏起传票便待外出。胡瑞澜又叫住他道：“回来，还有话吩咐你，你去名义上是传他到案，实际上是要他不能到案，这一点你大概也明白，他病了或死于非命，怎么还能到案呢？”朱春恒道：“小的懂得，只要干掉了他，就带了传票回来密报太爷。”胡瑞澜道：“不止如此，最要紧的是不能露出风声，留下痕迹，让人家不知道是我派你去的，如果他店里用了伙计，更要注意。好在钱宝生是个乡愚无知之人，他连传他到案审讯的是哪一家官府都不知道，你也不必告诉他是谁来传他的，只要说此案已交刑部办理，叫他到京候审就是了。”朱春恒点头会意。

胡瑞澜猜得不错，钱宝生这时果然用了个伙计，但并不是他自己雇佣的。原来仓前镇上就只有他这一家中医铺，他既被牵连在杨乃武的案子里面，到省候审，不能回店，店里就剩他老婆一人，是个不识字的妇女，无法照顾店务。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