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对于哪一个商人来说，社会上的重大变化往往都意味着最大的生意机会。

作为共和国来讲，打开国门之后，来到首都的外国人越来越多，这便是当代最重要的变化之一。

这一点对大部分京城人来说，其实并不太难感觉到。

因为天安门广场上，故宫前，王府井，使馆区这几个地方，各种肤色的“歪果仁”一直都在与日增多。如果以年来计算，更是以几何速度来爆炸的。

还有，“京城饭店”、“友谊宾馆”这些涉外宾馆越来越人满为患，甚至新开张没多久的“建国饭店”，入住率都在百分之九十以上。

而“聚德全”在京的几家门店，如今每天接待的顾客已经有四成是外国人和港澳同胞，更是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只是感觉到这种变化是一回事，但懂得穷人要和有钱人做买卖这个道理，能清晰地把这个现象与赚钱联系在一起，却是另一回事。

整个京城也仅有不多的聪明人，才注意到了这些洋人本质上是一个个流动的钱包。

像倒腾外汇券的“黄牛”们是一批，从外交公寓的外国人手里“收破烂”的有一批。

也有教外国人汉语的，帮外国人做翻译的，甚至还有出卖肉体陪外国人睡觉，或是傍着外国人，狐假虎威，行骗懵钱的。

而就是这些聪明人，也没有一个能像洪衍武这样独具慧眼，发现旅游商品这块大蛋糕的。

因为实事求是的来讲，旅游商品这个概念在我国一直都是没有的。

过去，我们对外国人的生活毫无限制，这些传统玩意也实在没什么新鲜的，外国人来到京城，想买这些小玩意，随处可以卖到。

同时我们的商家又一直把古玩、茶叶、丝绸、绣品这些高级商品当成普通的买卖来看待。

只要进店都是客人，掏钱就够了，谁管你是出于什么动机来买呢？

所以也就从未有人把这种特殊的市场需求单独区分出来过。

但改革开放之后可就全然不同了，改变恰恰从这时开始。

一方面是共和国对入境的外国人管理严格，限制很多，购物、吃饭、住宿都必须在指定地点。

另一方面，传统工艺品的生产长期不受重视，在“运动”中日益凋零，民间艺人几乎不复存在。

而眼下私营经济的恢复又刚刚才开始起步，重新开始做买卖的操业者甚少。

于是老外在这方面的需求便很难再得到满足，一个需求庞大却几乎毫无竞争的市场也就这样形成了。

实际上不少来华夏旅游的外国人都是“揣着钱来，又揣着钱回去”，还常常会抱怨说“华夏是世界上唯一没有旅游纪念品的国家，京城是唯一没有旅游纪念品的首都”。

以洪禄承的眼光，一经洪衍武提醒，是很容易就看到其中蕴藏的厚利的。

那么由此可知，洪衍武能“想到”这一点，在他爸爸洪禄承的眼里，是多么的“有创意”啊。

事实上，尽管嘴上没提起过，但老爷子的内心，是很有点自愧不如，相当佩服儿子的。

但反过来呢，谈到具体经营和规划方面，可就该换成儿子来佩服老子了。

说实话，洪衍武也有点本事不假，他自己把其他的几样生意不规划的挺好吗？

可别忘了，他经营上的优势主要还是体现在制度制订和掌控人心上。

额外的一点小聪明都体现在了怎么发现渠道、运用渠道和有效利用现有条件、如何降低成本上了。

这点本事，主要得益于他过去房地产商兼顾流氓的从业经验，和重生带来的“远见卓识”。

但他的弱点恰恰在于从未涉足过需要不断开发产品，为大众提供长期服务的实体行业。

说白了，他这个野蛮生长的投机主义，是完全跟着记忆中的热点走。

市场上缺什么就卖什么，什么利厚就卖什么。而对于产品和服务的认知，却完全是初级认知。

想想看，他之所以从“花城”进货，让底下人就认准牛仔裤，不就是怕踩错步子吗？

这本身就是一种欠缺能力的表现。

而他这方面的缺陷，在商品紧缺的时代还不会太明显。

但如果没有了重生优势，一旦进入百花争鸣，人们的需求变得多样化的时代，他就该越来越感到头疼了。

如果按洪禄承的理论来看，这也就是习惯了靠渠道捞偏门的副作用了。

那么如果让洪衍武自己来规划旅游商品的话，按他的设想，应该就是全面撒网，遍地开花的游击战。

凡是有外国游客的地方，就该有他的人。

至于具体商品上，只要有民族特色，成本低就好，拿过来打着纯手工的旗号就卖呗。

反正是杀“外国猪”，又不会有回头客，搂头按脖子就一刀，能放多少血放多少血。

但实话实说，如果真的要按照这样去办，痛快是痛快了，恐怕收益就会大打折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