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的三月份非同一般。

随着春天的暖风徐徐吹来，京城发生了三件足以载入史册的大事儿。

这使得许多民众逐渐意识到，这座被“运动”禁锁了十年的城市，开始恢复其原有的活力与色彩了。

第一件事，就是1971年关闭的北海公园和景山公园，经过整修重新对外开放。

从年初开始，路过北海大桥的行人就发现，北海公园里出现了一群忙忙碌碌的人们。

这些人在收拾搬砖，从北海往景山不停地倒腾那些大砖。

当他们重新把两个公园道路简单铺设好，并从“大众餐厅”（运动中用名，即‘仿膳’）的地下室里终于找到了“北海照相部”旧日的匾额之后。

1978年3月1日早6点整，关闭了七年的北海公园南大门，终于缓缓打开。

当天，公园售票处所面对的景象简直匪夷所思，几乎看不见人脸，能见到的全都是手，以至于必须采用非常的方式售票。

比如说一只拿着钱的手伸进来了，售票员当时就得抓着这只手不放，然后找了钱拿了票，再直接塞回这只手里。因为一旦放开，再递肯定就分不清了。

总之，那种场面极为疯狂。游客多，窗口小，这一天下来，几乎所有售票口玻璃都快被人给掰炸了。

而当这一天结束，统计出的数字显示，共有十三万京城市民来到了久违的北海公园。

第二件事，是全国科学大会在京城举行。

大会宣读了题为《科学的春天》书面讲话。伟人在讲话中郑重确认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并还原了知识和知识分子应有的尊严。

这对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对激发知识分子的工作积极性，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之后，随着陈景润被树立成标杆，一夜之间成为全国的精神偶像。在全国几乎所有的图书馆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大量寻找资料。甚至于《人民日报》除了政治文章，也开始刊登一些关于养牛这类的科普文章。

这些在以前是完全不可能的。人们也由此，将1978年的春天称为科学的春天。

第三件事，那就是恢复高考之后，京城的各所大学普遍迎来新一批学子们报道的高峰期。

在杨柳发芽，春风荡漾里，各路学子喜气洋洋地踏入了即将就读的大学校门。

人生有多少次幸福的时刻？如果要去问问这些报道的未来国家栋梁们，这必然是他们人生最幸福的时刻之一。

当然，最后这件事也是与洪衍武的生活牵扯最大的。因为仅他的身边就出现了四个大学生。

除了寿敬方的儿子寿诤考上了农大生物系。“红叶”林秋枫考上了中戏的文学系以外。另外两个大学生全出自福儒里观音院。

一个是洪衍武的亲二哥，考上首都师范大学经济系的洪衍文。

至于另一个，那就是西院剃头匠水庚生的大闺女，考上京城大学新闻系的水清了。

这个年代，谁家要出个大学生等同于封建时代的士人中举，谁家都认为是光宗耀祖的大事儿，肯定四处宣扬，邻居们也会纷纷登门道贺，艳羡不已。

比如说洪家人。自从经过了那次院门口连放六挂千响鞭炮的张扬，洪衍文考上大学的事儿，在福儒里几乎无人不晓之后。别说街上的熟人再见到洪家人都要客气几分，就连毛远芳都不敢怎么挑洪家的刺儿了。

这是为什么？还不是因为这年头的大学生就跟“大熊猫”似的那么珍贵。今后前程远大几乎是当代所有人的共识。

那么自然，和洪家人一样，春节期间，一收到水清的家信，西院老水家一家人也简直快乐疯了。为此，水庚生破天荒大方了一回，临时买了两挂千响长鞭，在家门口好好放了一气儿。

只可惜，这日子口儿却有点不对头，正赶上全民燃放鞭炮的时候。这钱花得根本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就显得有点亏了。

所以这个春节里，水庚生老两口分头串门的频率是最高的。特别是水婶儿，到了谁家，没几句话就得往大闺女身上引。

只要别人顺着话一打听那就齐了。水婶儿随身带着那封信，立刻就会拿出来好好显摆一番。

洪家人甚至还听说了，背地里水婶儿还有不少踩乎洪家的闲话。

说什么洪衍文考上的大学不行，又是专科，肚子里的墨水根本比不上她家水清，毕业之后顶多是个穷教员。

而她家的大闺女就不一样了，不但考上的是全国顶级名牌大学，还是本科，一毕业就是进报社的大记者！

这话确实不让人受听，搁一般的人家或许也得针锋相对甩出什么难听的来。可是洪禄承夫妇向以谦和宽厚待人。对此只是轻描淡写一笑而过，还特意嘱咐了全家人，说“为其行之，何必人如”，谁也不许为这点小事儿计较。

就这样，整整一个春节里，水婶儿始终得像只蹦的大蚂蚱，得意洋洋地活跃在福儒里的各门各户里。几乎所有的街坊四邻也都知道了水家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