瑶子”，天桥儿的“钉子”、“小地主”，菜市口地区的“特务”、“老鬼”，牛街的“宝强”、“加齐”，白广路的“小酸枣”、“红叶”，永定门的“大得合”、广安门的“大老屁”和右安门外的“老褡裢”等等。他们都是当年孩子们如雷贯耳的崇拜对象，可谓无人不晓。

而复课以后，这股风气又被从社会上带回到了校园里。因为都是按片儿就近上的学，所以那些怀着崇拜心理又渴望保护神的新生们，就自发地团结在自己居住区域已经“戳起来”的“名人”的周围，甘心听其号令，惟命是从。

大多数被捧着的人也都非常喜欢这种成“势”的感觉，觉得自己登高一呼就有不少人响应，宛若水泊梁山的好汉一般，十分威风。于是愈加喜欢拉帮结派，爱以“大哥”自居。

这无疑也引起了一些学生羡慕下的有意效仿，这样便不断有想“抖份儿”的人为了增加自己威信与实力，从与自己住得近的新生里挑选新成员，邀请他们加入自己的活动“圈儿”。这样一来，还没等一茬孩子过气，便又有“后起之秀”趁势而起。

由于这种自发结成的小团伙越来越多，群架自然也成泛滥趋势。像这种“校园战事”往往会发生在楼道或操场。

假如楼道里打起架来，抄的多是笤帚、墩布、椅子和书包等顺手的家伙。由于楼道地方窄，腾挪不开，结果经常是教室和走廊的玻璃稀里哗啦，“参战”的孩子人仰马翻、头破血流，甚至殃及无辜师生。

操场由于地界大，常见的倒是追杀场面。因为当时的房子几乎全是砖瓦房，抄板砖还是比较容易的。

总之，像这种泾渭分明的几拨孩子在校内外打群架的事例，在七十年代中前期是相当普遍的，这是大气候使然。在当年甚至是一种社会时尚，一种半大孩子普遍参与的活动。别看如今说起来会让今天的同龄孩子感到莫名其妙，不过当年，确是如此。

应该说，以上这三条通行准则对于安分守己的老实孩子来讲等同于噩梦，可假如七十八中要只讲究这三条倒好了。因为这些对洪衍武和陈力泉来讲，威胁却并不算大。

首先，他们跟着玉爷学跤，虽然还没学到什么进攻的招式，可练过几年基本功的他们，身体素质毕竟是和普通人不一样的。仅凭他们身上的“排打功”，哪怕采用你打我一拳我还一脚这种最笨的办法，在同龄人里，单打独斗真没几个人是他们的对手。从实际上出发，他也是有一定自保之力的。

其次呢，别说洪衍武在半步桥小学就不是个“省油的灯”，本就是个喜好欺负人的主儿，周围还聚集着诸如赵火炉、李春生、蒋八一这些狐朋狗友，在新生中也算小有势力，况且就算是按地域性的“圈儿”来讲他也不吃亏。

由于学校没什么干部子弟，当时七十八的学生主要以白纸坊东街为界来划分为两大拨儿，说起来还真有点“楚河汉界”的意思。

学校在白纸坊东街街南边，南边守着家门口这拨孩子，又细分为半步桥胡同，姚家井和育新街几片儿。由于有便利条件，一旦打起架来他们总爱往家跑去招呼人手。不过这帮孩子平日也素有间隙，心并不齐。

而白纸坊东街街北边的孩子由于学校离家相对较远，在打架“攒人儿”这方面先天吃亏。于是时间一长，像盆儿胡同的、平渊里的、儒福里这些相距不远的胡同，就不得不选择放弃旧日那些小龃龉，来“结寨自保”。

共同的敌人可是团伙之间最好的稳定剂，在经历过几次“血战”之后，这几条胡同的孩子越配合越默契，初步建立了些臭味相投的“义气”，渐渐地已隐隐成为七十八中最齐心的一拨儿了。

像黑子正念高二的二哥，就是福儒里的带头人物，要论手黑，他的名头甚至已经传到了附近的中学里，已算是这一带小有名气的玩主。而他最绝的一手。是每次战胜对手后，他都会慢慢地走到对手面前，然后微笑着朝对方脸上吐唾沫。而几乎所有被他揍过的人都只敢用手擦去，却不敢同样啐他一口。

总之，综合各方面而言，在学校之内，洪衍武和陈力泉都不至于成为其他孩子袭击的靶子，变成其他孩子宣泄精力的对象。

可现实往往不是这么简单就可以衡量的，这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非常年代，因为有着“黑五类”的出身和“贪污犯儿子”的名声，这一切有利条件对他们而言，终归只是镜花水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