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洪衍武为什么能把这首歌改得这么生动形象呢，这恐怕也和常显璋的功劳分不开。因为即便在“吃”上，他也让这俩孩子跟着长了不少的见识。

常显璋的父亲不知是因为去苏联出过公差的原因，还是本身就喜好西餐，反正在常显璋小的时候，全家人没少去莫斯科餐厅和新桥饭店。这样时间一长，常家人也就形成了一种饮食习惯，定期就得搓上那么一顿洋饭，以解“慕苏”之情节。

虽然目前常显璋的父母都被“下放”了，他在厂办幼儿园上班的妹妹也因为工作单位718厂远在大山子，住进了集体宿舍，可是他自己却仍然维持着这种习惯。

当然，以常显璋现在的身份，自是不能明着再下馆子的。因为那里已经成了彻底的红色阵营，倘若被人发觉一个“老右子女”也敢跑到那种地方吃饭，由此产生的一切结果，都将是他所承担不了的。

不过，为了一饱口腹之欲，也还有别的法子可想。因为就在这一年，于一九六六年被迫歇业关门的老店“华记”（“华记”原位于北面麻线胡同口，在六十年代，“华记”又与位于崇文门内大街路东，由旧京“法国面包房”改名的“解放”食品店合并。之后便成为建国以后，唯一沿袭旧京历史，仅存的专营欧洲风味食品的食品店）已经更名为“春明食品店”，又重新开始了营业。

虽然店铺刚开张，目前的品种并不算多，但一斤粮票一个的法式长面包、半斤粮票一个的牛角面包，葡萄干面包圈儿和小黄油面包还都有供应。蒜肠、午餐肠、小泥肠、大肉肠也总是能卖到中午，偶尔也有鸡肠、圆火腿、烤肉、肝泥、培根什么的。最主要的，是这里还代卖莫斯科餐厅的面包、蛋糕和酸黄瓜。

于是这样一来，问题也就解决了。每到月初和月中，常显璋总会带着个布兜子跑一趟“春明”。而等到他回来时，除了会带回一些肉肠和酸黄瓜，往往还有一种叫做“大列巴”的面包。那么自然，洪衍武和陈力泉这俩馋小子，也就跟着沾光了。

常显璋对于每隔十五天的这一顿西餐相当重视。cad1();吃饭之前他总是先要铺好桌布，然后摆好刀叉，再把银烛台上的蜡烛点燃，最后再用家里的茶炊烧一壶红茶。

而只有当这一切都准备就绪，完美无瑕后，他才开始把“列巴”夹在胳肢窝底下拿小刀一片一片地片，再递到俩孩子的手里。

其实，这完全是模仿他们家里过去吃西餐的流程。其中的区别只是，当年切列巴的角色是由他的父亲来扮演的，而等着分面包的，除了他和母亲，还有比他小两岁的妹妹。

或许正因为如此，所以每到这个时刻，他的心里总是没来由地感受到了淡淡的忧伤，但同时却又充满了一种对旧日幸福的回味，让他沉浸其中，欲罢不能。

烛台是银的，刀叉是银的，就连那个茶碟也是银的，虽然这些器具已经氧化地发了黄。可摆在桌上被烛光照耀着，仍然散发出一种难言的光彩。

而对这一套充满了“布尔乔亚”气味的流程，洪衍武和陈力泉自然是大感新鲜。俩孩子还从未这么正式地吃过饭，就更别提是吃西餐了，所以他们第一回体验时，简直受宠若惊得都说不出话来了。

他们的眼珠总是一动不动地盯着那个俄国茶炉，看着它自己如何“咕嘟咕嘟”烧水，看着常显璋打开下面的小龙头，是如何让那艳红色茶水“哗哗”地流淌出来。

虽然茶水加了糖也有股土腥味儿，

描金边的茶杯上还沾满了黄色的茶锈。但一种不可思议的异域风情，仍然让他们觉得这番招待的级别实在是不低。

另外，那些肉肠和酸黄瓜味道也是相当正宗，和“运动”之前几乎没有差别。两个孩子刚尝第一口就连声称赞，直吃得满嘴流油，手舞足蹈。

只是唯独对最著名的俄罗斯“大列巴”，他们却都不太“感冒”，甚至可以说很是有些失望。cad2();

初次品尝，洪衍武只吃了一口就扔下了，嘴里不住地叨唠，抱怨这玩意又黑又硬，又酸又咸，

而陈力泉啃了几口也再不张嘴，因为那块面包在他嘴里嚼不了两个来回，上牙膛就被硌破了。

总之，俩孩子都觉得“大列巴”跟他们的想象里绝对是两样东西，不可同日而语。这仿佛就跟书上描写的那些“山珍海味”、“珍馐美馔”一样，多半都是一些人在吹牛不上税地以讹传讹。只要一见真东西，往往就会发现是言过于实，见面不如闻名。

为了这个，这俩小东西甚至还妄自菲薄地讨论起该如何改进来，以帮助苏联人民尽快过上“吃人饭”的幸福生活。

陈力泉就提出了一个相当具体的主张。

“我觉着苏联人民应该尽快向胡同口的烧饼店取取经，给“大列巴”裹进花椒盐再蘸上芝麻，他们一定更爱吃。”

常显璋无奈地说，“人家苏联人民一直就吃这个，不吃我们的烧饼。”

洪衍武却还在帮腔做补充，“这好办。我看哪天应该派烧饼店的老刘头出趟国，去苏联烙烧饼，让老毛子们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