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大一些，我就和朋友们结了伙，去跟篱笆外边的白人小孩对峙，互相扔石头和罐头盒。

我常常流着泪回家，妈々搧了我，骂了我，自己也哭起来。

“孩子，你想找死啦？你想跟你爸爸似的送命吗？”

爸々是个流浪汉，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我的名字皮特就是为他起的。

我步履维艰：吊儿郎当的官员，搞社会福利的人和所有镇民都找我的事儿。

所以，妈々说：“你将一事无成，只能做流浪汉。”

年复一年，我认识的孩子都长大、毕业、上班、结婚、定居了。定居又怎样？他们将给世界带来更多的黑婴，将住同样的旧棚屋，付同样多的租金，世世代代，永无尽头。

我十六岁出走。留了一张纸条，让妈妈不必担心，总有一天我会好々地回来。但我二十二岁时她去世了。我回来埋葬她。一切照旧。我们的房子再没有漆过，门廊的地板也已下陷，破了玻璃的窗户上不知塞了谁的一件雨衣。另一家人正在搬进去。

他们的家具堆在墙边，他们的孩子在屋子里笑逐着，有人正在厨房里炸猪排。最大的男孩挂起了一面镜子。

去年，艾达让我乘她的大轿车兜风，我们经过了偏远地区的几个城镇。一次，路左边有几间几乎要塌的房子。晾衣绳上的衣服正迎风飘摆。

“这里有人住吗？”艾达问。

“只有黑小子。”我说。

艾达气急败坏地按着喇叭，超过了前面的一辆车，说：“皮特，不知不觉地，你也变得偏激了。”

“算我没说，算我没说。我知道，不少白人也在挨饿。”

“这才说对了。可我自己很少受过穷。”

艾达出身于被称为爱尔兰贫民的家庭，在波士顿长大。她是个非常漂亮的女人，为了钱，她结婚很早——“所以，我现在才供得起迷人的小伙子。”她常常这样调笑。她丈夫是个芭蕾舞演员，长年不在家。艾达怀疑他搞了同性恋，但说：只要不管我的事，他干什么我也不在乎。我们去年邂逅，她三十，我二十五。我们的关系常有风暴，但谁也没有甩开谁。只要我进城，就打电话通知她；有时不得不流落他乡，也要让她知道。我们从不让关系过于当真。

她走她的路，我走我的路。

在这种游荡的生活中，我也学了点东西。像职业拳击手学会挨打，舞蹈演员学会摔跤一样，我学会了怎样混日子。比如说，我学会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与警察作对。不管谁是谁非，错的肯定是我。在别人，可能被看作具有美国传统的独来独往的美德，在我，就成了蛮横和傲慢。只经过几次遭遇，我便意识到，必须耍滑头，必须扮演对方希望看到的角色。我只有一个脑袋，丢掉它太容易了。在警察面前，我装作一无所知，张开嘴巴，瞪大眼睛，不说逞能的话，不跟他争一点人权。先猜猜他想听什么，再说什么。他就是皇帝，永远别让他扫兴。如果像常有的那样，我被当作附近抢jie或凶杀案的嫌疑犯给抓了起来，我就尽量露出一付寒酸相，一言不发，暗々祈祷。我挨过两回打，但没进过监狱，也没服过苦役。艾达有一回讲，那也是因为有我好运气。她还说：“假如你不那么走运，说不定倒会好些。现在有比苦役更糟糕的事。有些你已经遇到了。”

她话中有话。我便问：“这是怎么说的？”

“别发脾气。我说的是假如。”

“你的意思——是不是认为我是胆小鬼？”

“我没有那样说。皮特。”

“可你有这个意思，对不对？”

“不，我没有这个意思。什么意思也没有。咱们别斗嘴。”

在某些时间，某些场合，黑人可以用他的肤色做挡箭牌。他可以利用英国人对黑人的潜在内疚感，达到自己部分或全部目的。他可以利用类似上帝的禁果一般的令人厌畏的自身价值，把它当作一把刀，拈在手上，寻求报复。我早就下意识地知道这些，但最初这样行动时完全是不自觉的。后来，我看清了事情的本质，便感到坠入了歧途，丧失了人格，简直无地自容了。

那是我遇到艾达的前一年。我正在二流剧团和小剧院演出，有时担当的角色还相当不错。人们对我很好，说我有天才。但他们说这话时很感疼心，似乎在想：多可惜呀，他永远出不了头。我终于忍无可忍，对赞扬知惋惜忿忿然起来，每次别人和我握手，我都要怀疑他们在想些什么。我在纽约碰到几个挺好的人，都是嘻々哈々好酒量的流浪汉；他们很喜欢我，可我弄不清自己是不是信任他们，也弄不清这辈子还会不会信任别人。正是：人心隔肚皮，知人知面难知心啊。

我很快就得起床了。再听一会儿路德维格的乐曲吧。它像数里之外一个巨人的行进脚步声震撼着这小々的房间。夏日的夜晚，朱尔斯、艾达和我常々爬到体育场的高处，坐在立柱下的冷石阶上（今年夏天我们大概还要去）。在那里，我觉得天穹遥々，忘乎所以，犹如腾云驾雾一般。我们三人，从不交谈，只坐着观望空气中缭绕的蓝烟和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