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一个月后，这就不是过于滑稽了，因为他工作的商号搬进了一幢新办公大楼的第五十二层，这样，他只好辞职。我不知道他提出的理由是什么。半年之后他才在一家设在第三层楼上的事务所里找到一份工作。我曾在一个冬日的黄昏见到他站在麦迪逊大道和五十九街的街角上等绿灯。他看上去是个才智横溢、文明开化、衣着体面的人，我便想，在和他一起穿越马路的人群中究竟有多少人像他一样是在荒唐的具有毁灭感的幻想中走路，以为大街可能变成奔腾的洪水，迎面而来的出租汽车正被死神驱使。

他在地面上相当正常。我和爱人带着孩子来到他新泽西的住宅度周末，他看上去健康而又美好。我没有问及他的恐怖症。星期天下午，我们开车返回纽约。快到乔冶?华盛顿大桥时，我看到城里正在下雷雨。我们刚一上桥一阵强风打在汽车上，我差点失去对方向盘的控制。我好像已经感到桥的巨大构件正在摇晃。路过一半，我觉得我已经感到路面在下陷。我还没有发现崩溃的迹象，但我确信三两分种之内大桥就会一分为二，把长々的星期天的来往车流抛进脚下的黑水里去。这种想象中的灾难可怕极了。我双腿发软，软到真要刹车也无法抬脚的地步。后来，我的呼吸也变得困难起来，似乎只有张开嘴大喘才能吸进一点空气。血压也在变，我开始觉得眼前一片漆黑。我的恐惧感似乎总有一个过程，在它最厉害的时候我的身体，也可能是精神就会从另外的源泉中汲取新的力量来保护自己。汽车一过桥中心，痛苦和恐惧就慢慢消失。妻子和孩子正在欣赏雷雨，他们好像并没有注意到我的突然发作。我不但担心桥梁的倒塌，而且也担心他们会不会发现我的恐慌。

回家之后，我一夜都在等待什么事件的发生，以便印证我认为乔治?华盛顿大桥可能被雷电击毁的荒唐忧虑；但整个周末在愉快的气氛中度过，就是把发生的事情颠过来倒过去察看数遍我也发现不了任何可以使人过于紧张和焦虑的东西。没过几天，我必须开车到奥尔巴尼去一趟，虽说天气晴朗无风，可我对第一次遭受的打击记忆太深了，所以我紧々地靠着河的东岸向北一直走到特罗伊，在那里发现了一座可以安然驶过的旧式小桥。这不但意味着需要绕道多走二十五到三十公里，而且也显得太丢人，竟被摸不着、看不见的障碍挡住了去路。我顺原道从奥尔巴尼返回，第二天一早就去找家庭医生，我对他说我害怕大桥。

他哈々一笑。“你，和所有人一样，”他轻蔑地说，“最好是控制住自己。”

“但我母亲害怕飞机，”我说，“而且大哥害怕电梯。”

“你母亲已经年过七旬，”他说，“并且是我所知道的最了不起的妇女之一。这里我不考虑她的问题，你所需要的是再稍微大胆一些。”

他要说的就是这些！所以我请他介绍一位精神分析学家。他不认为精神分析学属于医学，就对我说这只会浪费时间和钱财，但出于帮助病人的义务，他还是向我提供了一个神经病医生的姓名和住址；那位神经病医生告诉我，我对大桥的恐惧是一种内隐型忧虑症的表面显露，因此需要进行一次全面的分折检查。我既无时间，又无钱力，或者说更主要的，是对医生掌握病人的方法缺乏信心！于是，我说还是让我自己想办法对服过去吧。

痛苦显然有真有假，我的痛苦可能是骗局；但这怎能说服一个神志清醒，体格健全的人？我的青年和童年时代既有灾难深重的岁月，也有喜笑颜开的日子，难道是某种往事的潜移默化作用造成了我对高度的恐惧？让生活受制于隐患是不可取的，所以我决定采取家庭医生的劝告，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没过几天，我必须到艾德威尔德机场去，这次，我既没有坐公共汽车，也没有坐出租汽车，而是自己开了一辆车。我在特里博拉夫大桥上差点昏过去，一到机场就去买了一杯咖啡，但我的手还在颤抖，把咖啡撒到了柜台上。我旁边那人觉得好笑，说我准是足々地消遣了一夜。可我怎能告诉他，我老早就睡了觉而且没有喝酒只是因为害怕大桥呢？

那天傍晚，我飞向洛杉矶。着陆时，我的手表是凌晨一点，但加里福尼亚时间却只有十点钟。我很累，就坐出租汽车来到我经常落脚的旅馆，但我睡不着觉。旅馆的窗外有一个为拉斯维加斯一家夜总会做广告用的高大的少女塑像。她在一条光柱的照射下缓慢地旋转。两点之后，光柱熄灭，但她还是继续不停地转，转了整々一夜。我从未见她停止过转动，所以那天夜里就产生了一个疑问，人们在什么时候给她的主轴涂换油脂，又在什么时候替她冲洗肩头的灰尘呢？

我对她产生了某种感情，因为我们两个都不能休息，我还想她是不是也有家——或许有个爱坐公共汽车的母亲和一个受其影响而在西皮科线路上开市内公共汽车的患精神分裂症的父亲？街对面有一家饭店，我看见一个搭着黑貂皮披肩的醉酒女人被人搀扶着向一辆汽车走去。她两次差点摔倒。从敞开的门里射出的交叉光线、深夜的宁静、女人的醉意和陪她的男人的焦虑，在我看来让夜景更有充满孤寂和使人厌烦的气氛。接着，有两辆似乎是从桑塞特大道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