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辩说道：“减免田租解决不了问题，而减免算赋与田租一样，很难让最需要的人受惠。”

减免田租的问题自不必多说，至于算赋，原因也很简单，不管免与不免，那些连饭都吃不饱的贫民都是没钱交算赋的。

不交算赋，就触犯了律法，是犯罪。

若是碰到个有良心的长吏，说不得贫民乐得被官府抓起来，这样起码还能有口吃的，饿不死。

可若是贫民在家乡活不下去，又逃离了户籍所在，那便是流民。

流民如同草芥，死了也无人在意。

因为今年北方的旱情影响甚广，绝非是百姓自发的迁徙就能避开的。尽可能少地让百姓背井离乡，将一切统筹在官府的组织管理之下。

在这种情况下，刘辩只能选择相信地方的官吏。

不过，他无比庆幸自己整顿了这几年的吏治，如今余威仍在，应该能让官吏们有所畏惧。

而要维持国家的运转，钱粮又是必须的。

要想让官吏们踏实办事，尤其是底层小吏，俸禄是绝不能少的。也因此，此次旱情牵连甚广，刘辩不可能大手一挥直接免了北方的所有赋税。

就算用尽国库的储备加上他全部的私房钱、再榨干贪官污吏们的最后一滴血，最终挺过了这次，可之后呢？没了钱，就算是皇帝，想做事也没那么容易。

以人头来计的算赋是压在贫寒百姓身上的一道枷锁，足以压垮他们的生活。

如今汉室的口算不分男女都要缴纳，只有与兵役相关的更赋才仅限于丁男。

待到隋朝之时，税制久经变化，租庸调针对的主要就是男子了。赋税的对象发生了转变，直接导致了那时出现了一个问题——一些生理男性自认为是女性。

并且还得到了官方的“承认”。

直接“领先”西方一千五百年。

当然啦，对于这种通过“自认为”的方式不给皇帝尽忠的行为隋文帝自然是非常反感，于是乎在他一统南北后，没多久就专门搞了大索貌阅——即官吏带着户籍名册下乡挨个辨认。

查到那种“自认为”的，结局可想而知。

真正等到赋税的大头开始与田地挂钩，还是要等到唐朝安史之乱后的两税法。

但那时的唐朝已经无力解决两税法施行过程中出现的各种乱象了。

刘辩这些天看到天下各地郡国传来的不同的消息，都向他明晃晃地传递着这么一个讯息——不能再等了！

在召见卢植和荀彧之前，刘辩已经思虑了良久。

两税法的本质再度将丁税转变为户税，并根据百姓富庶不同定下不同的税额。

刘辩没想一口吃成個胖子，现阶段想要搞取消人头税的“摊丁入亩”是很难行得通的，就连根据贫富定下不同的户税税额在眼下都很难做到。

而且两税法也有其问题所在，包括历史上在执行贫富分档时出现的各种问题，也是不能一味照搬的。

不过对于这些问题，过去几年，刘辩也都曾与卢植、荀彧讨论过。

新的税制还是要以减少人头税、增加田租为主。

只是对于是否要将改变税制的计划提前，卢植与荀彧都有些疑问。

“月前，我曾使钟元常和荀仲豫抽检百姓家产，区分贫富，已有所得。”刘辩说着，将手中的文书交给两人观看。

河内郡与河东郡都先后都由能臣治理，还有太学生乡吏分配其中，绝对称得上政治清明。可即便如此，钟繇和荀悦依照户籍统计家资，能够维持小康生活的三成有余，可以温饱的占有四成，而挣扎在生存线的，超过了两成半。

数据是不会说谎的，刘辩也相信钟繇和荀悦的品德，不会在这方面作假，而且两人呈报的数据可以相互验证。

即便考虑到百姓们实际上会以数个户籍上的小家庭组成一个三世、四世同堂的大家庭，这份数据也很有代表性了。

平心而论，这份看起来触目惊心的数据，放在封建时代已经足够说得过去了，放在史书上也不是不能觍着脸说一句盛世。

但奈何这是水平高于天下其他郡国的河东、河内，其他地方，能与之相比者只怕寥寥。

而且，随着今年小麦收成的锐减，原本温饱的四成百姓，不知得有多少不得不挣扎求生。至于对于原本活在生存线之下的百姓，只需一根导火索便能激起一起民变。

华阴县的民变不正是如此吗！

“并非是我着急，而是人心向背，耽误不得！”刘辩又将陆俊的观津县见闻取出交给两人观看，“过去几年，朕与朝堂内外诸公干的都是裱糊匠的活，朝野上下的繁花锦簇，不过是空中楼阁。”

“今年已是光熹四年，钟元常和荀仲豫顺便查了这几年郡中无有田亩的百姓的数量，两人治下各县相较光熹元年均有增加，这不是盛世该有的景象！”

荀彧闻言，立刻拜道：“臣无能，未能为君分忧。”

“这是汉家多年积累的下的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