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帝似乎没有让刘辩回答的意思，继续说道：“我朝新皇登基，会以老臣为太傅，兼录尚书事，协助皇帝接触政务。待到老臣离世，即不再置太傅。这些日子，你时常在玉堂殿，当知道录尚书事的太傅权责有多重。朕登基时，以陈蕃为太傅，这本是应有之意。太傅陈蕃主政事，大将军窦武主兵事。”

这是东汉以来的惯例，皇帝去世时会给继任者留下一个位在三公之上的太傅，这个太傅有两个要求，一是有名望的能臣，二是年纪要够大。这样，太傅可以用他的名望帮助皇帝树立权威；用他的经验帮助皇帝处理尚书台的政务。

同时，太傅又因为年纪够大，当不了多少年，待到太傅离世后很自然的权力回归到皇帝手中。

理论上，这种体系非常有利于皇权的过渡，也有利于权臣的善终。

“陈蕃、窦武，一个个都是士人口中的贤良君子、德行高尚，但朕登基不过八个月，便得知两人共同商议，诛杀宦官。”

说到此处，灵帝嗤笑两声：“宦官大都在皇宫之中，又该如何诛杀？不过是兵变的借口罢了！”

“二人沆瀣一气，总揽国家军政大事，内有太后垂帘，外有士人奔走鼓吹。又将朕置于何地？便是如此，二人依旧不满足哼哼。”

刘辩明白的灵帝的想法，内外朝的大臣都是和陈蕃、窦武一条心的，宫内的窦太后还是窦武的长女。在皇宫之中，当时的灵帝所能依靠的只有宦官。

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很容易就能感受到灵帝的艰难处境。

估计也是在这种情况下，灵帝才会说出“张让是我父，赵忠是我母”。

对当时的灵帝来说，陈蕃和窦武要杀宦官与要杀他没啥区别。

所以，当曹节与王甫求助到灵帝的面前，灵帝用自己的名义给了曹节尚书台的掌控权，从而发布诏书，利用征战结束带兵回雒阳的大司农张奂反杀窦武与陈蕃。

这就是灵帝视角中第二次党锢之祸的导火索。

刘辩听得出，即便是现在，在灵帝心中，窦武与陈蕃依旧是意图谋反之人。

而窦武与陈蕃曾经失败的事，正是现任大将军何进想要做的事。

明白灵帝的真正想法之后，对于何进，刘辩只能称赞一句“大将军好胆！”。

只是灵帝没问，刘辩不好提起何进，不然岂不是不打自招了。

灵帝问道：“若是辩儿易地而处，会如何做？”

刘辩不确定他要不要顺着灵帝的话说，纠结不定。灵帝也没有催促，只缓缓的在宫城内踱步而行。

思索良久，刘辩终于给出自己略带天真的答案：“总要尝试一下弥合双方，无可挽回时，再用雷霆手段。”

灵帝笑道：“只怕到时就晚了！”

刘辩回应说：“父皇中肯，所谓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未到事情了结时，又如何能分清忠与奸呢！”

灵帝赞曰：“辩儿此言亦是中肯！”

刘辩尴尬一笑，接着说：“我曾在东观问过梁师，难道我汉室自立国以来外臣与宦官都是生死不两立的吗？梁师便同我说了杨震之死。”

灵帝走累了，来到一座亭台下休息。闻言有些惊讶，没想到刘辩会主动向人询问杨震之事。

在杨震之前，外臣与宦官虽有斗争，但仍将斗争的内容放在国家政治的框架之内，绝不会像现在这样动不动就追求物理消灭。

安帝时期的杨震有“关西孔子杨伯起”之称，无论是为官还是为人都是真正的清流。即便是看不惯外戚与宦官胡作非为也只会上书皇帝请求严惩，这是一个对国家绝对意义上有益无害的人。

但就是这样一个人，被宦官樊丰等人诬陷，安帝派使者连夜收回杨震的太尉印绶，并驱逐回原籍。

杨震不堪受辱，在雒阳城西的几阳亭饮鸩自尽，交待子弟“以杂木为棺，布单被裁足盖形，勿归冢次，勿设祭祠”，时年七十余岁。

即便如此，宦官仍不满意，指使门下官员停杨震丧，使其露棺道旁。同时征发杨震的子孙服徭役代邮行书，不许服丧。

直到次年顺帝继位，杨震才被翻案，改葬他处。

据说，杨震葬前十几天，有大鸟高一丈多，飞到杨震丧前，俯仰悲鸣，泪流湿地。直到下葬，鸟才飞去。

东汉的清流运动自此而生，清流与宦官不死不休的仇恨也就此结下。同时，杨震之死也让一批官员更倾向于明哲保身，与皇帝渐行渐离。

灵帝对这件事其实知之甚详，还曾发生过一件趣事。

他曾经问杨震的曾孙侍中杨琦道：“朕和桓帝比怎么样？”

在灵帝心中，他肯定是比桓帝要强许多的。

杨琦的回答很机智：“陛下要和桓帝比，就像虞舜和唐尧比一样。”

颇有刘辩前世用卧龙凤雏夸人的隐藏含义。

对于这个回答，刘宏自然很不满意，他隐隐威胁道：“卿强项脖子硬，真不愧是杨震的子孙，死后一定也会招来大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