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种是专门对前朝历史进行编纂的史官,称为“外史”。这种史官负责编纂每个朝代的史书,而记载每个朝代的史书通常由新朝代编修,因此有了“当代人不修当代史”的说法。
在唐太宗之前,史官是一个独立的职位,皇帝不能干涉,甚至不能过问。史官的记载可以将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如实记录。
等到朝代更替后,新王朝的史官会将前王朝史官的记载编修成书,这就成为了一个朝代的史书。因此,中国历史上对史书的编纂有一套非常成熟的方法。
这样不仅保证了史官的安全,也保证了史书记载的中立性和公正性。
然而,唐太宗之后,原本自春秋时代以来的独立史官风气荡然无存,史学开始完全丧失独立性,沦为政治工具。
虽然唐太宗的丰功伟绩称得上是数一数二的帝王,但他干涉史官记载的行为却是欲盖弥彰。
我们都知道,唐太宗是通过玄武门之变杀死了太子和齐王,甚至自己的侄子,然后逼迫李渊将皇位传给自己才当上皇帝的。
唐太宗登基的方式从古至今都被认为是不足为训的。
因此,唐太宗怕史官将他的行为不加修饰地全部写进去,于是打破了皇帝不能干涉史书记载的传统,毫不顾忌地以武力胁迫史官对自己的记载加以修饰。这种行为从那时开始,逐渐成为常态。
文天祥的《正气歌》曾写到“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用来赞扬秉笔直书、不畏强权的史家风骨。人可死,但史不可改,这也是春秋史官坚守的底线,更是他们受人敬仰的缘由。
春秋之时,齐国第25任国君齐庄公为其专宠一位大臣崔杼的妻子东郭姜,东郭姜貌美,齐庄公经常去崔家与东郭姜私通,还把崔杼的帽子赏给别人。
因此崔杼对齐庄公怀恨在心,一直想要报复他。最后,在齐庄公前往崔杼家中与东郭姜偷情时,崔杼杀了齐庄公。事后,崔杼又拥立其子为君,成为齐国的相国。
对于这件大事,齐国太史如实记载“崔杼弑君”。崔杼得知后大怒,不想背负弑君的千古骂名,于是杀了太史。不过,当时史官都是家族世袭。
太史死后,他的弟弟继续秉笔直书,崔杼又杀了太史的两个弟弟。崔杼告诉太史的四弟说:“你三个哥哥都死了,难道你不怕死吗?
你还是按我的要求把‘崔杼弑君’写成‘暴病而死’吧。”太史四弟回答说:“据事直书是史官的职责,实事求是。不如去死。”太史四弟再次秉笔直书,崔杼无奈,只得任由他写下“崔杼弑君”。
齐国太史四弟进宫之时,由南史氏直接而来。南史氏是担心太史被杀,特地前来继续记述这个事实的。看到太史四弟平安无事,他方才放心离去。
这是何等的风骨!身为史官,失事求是,不如去死。这捍卫的不仅是史官的尊严,也是先秦时代的史家风骨。
公元前607年,晋国国君晋灵公想杀赵盾。赵盾知道后,于是逃离晋国。随后,赵盾的堂弟赵穿在桃园杀死了晋灵公。
当时赵盾正在逃亡,还未出国境,听到这个消息后就返回来了。赵盾当时位居晋国正卿,赵穿弑君之后,他却包庇其行为。
因此,董狐记录说“赵盾弑君”。虽然当时赵盾还在逃亡,人并非他杀,但他没有惩治凶手,显然有包庇弑君之嫌,因此他应该承担弑君的罪名。
孔子称赞董狐是古代的优秀史官,因为他学识渊博,且敢于秉笔直书。喜欢读史的人都曾被历史的某个镜头感动过,而那些传递历史的写史之人,更让人为之动容。
你翻阅过的每一页史书,都可能是翻过了千万人的一生;史书上的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字,可能都是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就像“图大义,大吉,大憨”等字眼,每个字的背后都是无数的痛苦与哀嚎之声。有道是“笔如铁”,那些如董狐般的史官,秉笔直书的气节更令人动容和敬佩。
如今,秉笔直书的史官遭遇已远去多年。翻看历史,我们由衷地感叹那些前仆后继、秉笔直书的史官。
正是有了他们一个个的不畏强暴、如实记录,才让我们后人看到了历史的真相。他们也鼓舞着后代的史官和有志之士,真正做到了“威武不能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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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杀三夫一君一子,王义国两清,堪称历史第一妖魂。他一生七嫁,九个男人因她而死,改变春秋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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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言夏姬有一次在梦中梦见了一位仙人,这位仙人传授她采阳补阴之术,也就是西青到期的方法,这个方法可以让她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