滩边调皮的鱼群

——永远会有新鲜的记忆

仿佛它们隐藏在岁月中，就为了供给

家宴后的一次次精神会餐

仿佛故乡，每逢佳节

都可以得到更新”（《和父亲说起一些消逝的事物》），他的思绪和意象凝聚着，一幅更为宏大的心灵史写作呼之欲出，现在，奉献出的《长河之灯》，把这些“沉默的音符”和“隐藏在岁月中”的赣南精灵做出了自己富有敬意又不乏哀怜哀伤的表达，于是就获得了“更新”的意义。

《长河之灯》是部有追求有内涵的长篇小说。它一反那种以鲜明意识形态（改革开放前是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为主线，人物黑白分明；80年代以告别小农、农民致富、这些年则是信仰信念红色承传为标识）来叙写人物进行结构的套路，而是以农村底层民众不息的生命生活追求为主线，展示近乎百年赣南农民所遭逢的历史际遇，以及最内在而隐秘的精神支撑。它展示的是红区白区“拉锯”年代和建设年代赣南乡村以娶妻生子、做屋过日子的日常生活，普通乡民的生活愿景。

红区白区“拉锯”是赣南1930年代政治斗争现象，乡村和人群分为对峙的两个阵营，它强化了赣南客家的姓氏争斗相互报复——社会撕裂，《长河之灯》令人信服地写出了在“革命”（苏维埃政府）和“国家”（民国政府）的名义下，赣南乡村生活这种迁延已久的或现（外在行为）或隐（内在心理）的文化现象，但这部作品更写出了这样的文化情境中，以灯花为代表的善良坚忍的文化之花。

作品还涉及了另一个“如何对待那个时代参加革命而命运惨淡”的主题。这是作家对自己家庭家族命运的难以舍弃的感怀，或叫精神追问，更是灯花的命运所涵盖的。小说把历史中性化，不以红白对立来结构作品，一定程度上，家庭，姓氏，人心角力角斗，都有所体现。而且，由于参加革命的人出于家族姓氏矛盾和个人意气，也以革命之名义进行报复，有玉就这样蒙冤被苏维埃枪毙了，这样的冤屈竟无法伸诉，给后辈留下了巨大的阴影。书声因二叔有玉被苏维埃枪毙，家庭而蒙上了政治污点，不能入党，进步受阻，怀才不遇。

整部作品都在写“变”，生活场景的变化、人的变化和人心的变化（有的是变坏，有的是良知良心发现或回归），可也有不变的东西，那就是善良和宽容，这些都植根于我们的文化传统，或者说，从文化传统总结的经验，被普通的底层人用来应对动荡变化的世情，换言之，以灯花为代表的乡村人在面对时世的、家庭的、个人的厄运的时候，他们始终选择并坚持了善良和宽容，把善良和宽容当作家庭和做人处世的底色，这正是乡村人艰苦痛苦承担的精神力量，他们的顽韧和坚守由此而来。作品指出家族家庭一个杰出人物的出现，正是以此前此后无数默默无闻的普通人做铺垫的，而这部作品就是为后者立传——展现了这一幕幕沉默的风景，乡土生存和发展的心灵力量。这是作者的发现，也是作者的呼唤。

我欣赏这个书名，从小处着手而辐射那段宏大的历史。灯花是一个缠过小脚一生命运却艰涩的乡村林姓女人，书中所展开的一切都直接或间接与她有关。她的命运就是赣南乡土的命运。灯花既是一个乡村物象，“有财把灯罩轻轻按在灯盏上，火光更加亮堂起来。油灯边突然出现了一名女子，像早逝的母亲，又像是一位姑娘……一朵硕大的灯花在火焰中绽放……”，“人们说灯花开有客来，你不在的日子，我一天一天数着日子，剪着灯花……”也给人以连接传统、寄托希望的想象。何况“后记”这样慨叹：灯花与人世关联，“灯花，成为一种消逝的时光，它与人类的命运相怜相敬。”自然，取“灯花”富丽着一个作家的诗情，这种诗情是激荡的，也是沉郁的。

更具价值的，是塑造了一个叫灯花的善良乡女。革命改变了什么？没改变的又是什么？对灯花而言，善良宽容是她的本色，对她一家而言，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一直没有改变，却是那么艰难。她一家生活的追求，或者说信念，就是为能做一栋青砖房子，藉此尊严地生活，但这一基本的物质之念也不可得。她家总是碰到了一个又一个的障碍。灯花及一家子便是作者重点叙写的人物。她是大户人家出身，知道广结善缘，她的遭遇让她选择并保持了善良。她看到了延续了几代人的姓氏矛盾，用“和亲”方法和不计前嫌消弥仇恨。

《长河之灯》重笔写了灯花的青砖梦即建房梦，农民只要稍稍宽裕就想建房，第一是改善生活，第二是体现自己的价值——自己作为家族衍续中的一环做出了荣宗耀祖的事业，而房子是看得见摸得着而且“长存”的，这是当事人努力奋斗并让后人铭记的见证。这固然是乡村生活的真实，但在作品里，“建房”的漫长过程又是灯花把善良和坚忍贯彻的过程，也就是刻划灯花的过程。在灯花内心，她对建房的执著更有着继承先夫的遗愿，更是她善良和坚忍的开花结果。老屋和建房“能像围墙一样，借助水泥，能够坚持着站起来，挺下去”，这就不止是物质的建房，而是借建房传导一种精神价值或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