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常有人说明亡于万历，也有说明亡于嘉靖的。其实抛开明代祖制和封建社会自身劣根性不谈，从政务实操层面上来说，明代灭亡的第一个多米诺骨牌，是叶淇推倒的。

在盐法初坏之时，弘治帝若能头脑清醒，明白开中之法对明朝边防的重大意义，就不会被叶淇忽悠改为盐引折色，而应该反向解决开中法出现的问题。

改了盐引折色后，直接带来的三个破坏性后果一是朝廷虽获得了年入百万两银子的短利；但数年之后彻底崩坏的开中法让九边粮草转运成本激增，最后增加到数千万两以上。到崇祯时，虽狂加辽饷，仍杯水车薪。

二是商垦荒废，致使边地粮价高企，形成恶性循环。九边日益高涨的粮价导致财政枯竭，而被财政枯竭压垮的朝廷继续搜刮民间，最后积重难返。

三是继续加重了边防和内地的吏治腐败。盐引折色之后，自弘治帝以降，皇帝大肆滥赏盐引，再加上九边文官、武将偷卖，户部发引前被请托等等，导致盐引大量集中在权贵豪商之家和内廷大珰之手，他们都将持引获利视为平常。开中取引的正经盐商守支多年，破产者数以千计朝廷付出了盐利流失和边防粮草自行转运的双重代价，仅仅富了这些食利阶层。

因此，万历初年的有识大臣例如王国光这样的，向朱翊钧喊出“大明危矣”这样的振聋发聩之音，就不足为奇。

朱翊钧听几个人细细讲解了开中法崩溃的危害之后，心知盐政兴革的越早，朝廷财政失血的情况就会改善的越早，对以后的改革其利甚大，不容怠忽。

理了理思路，朱翊钧问道“弊端已知了，如何兴革”说完，目视张居正，看看这能臣有什么好办法。张居正则示意王国光，让他回奏。

王国光道“臣等商议了，有向前、向后两法。向前则比叶淇变法更进一步，用窝本之法，逐年消化掉未支盐引，重鼓盐商之心；向后则利用今年晒盐，产盐量大的时机，将未支盐引全数兑付，退回开中之法”说完，细细解释何为“窝本”之法。

窝本之法在原时空由袁世振在万历四十五年提出，但此前朝廷已经讨论多年。以王国光之能力，此前已知皇帝要兴革盐政，脑花儿一冒泡，就得出了和袁世振同样的办法

将天下所有盐引未支和新发的分为十纲，每年一纲为旧引，另外九纲为新引，称为窝本。九纲新引由商人直接向盐场收购运销，从此朝廷不收盐。收买和运销权都归于盐商，盐商的窝本可以世袭。

这种方法针对的是朝廷盐场壅积晒盐增加后的必然结果和盐商守支的现状，一举解决了官盐销路和盐引积压问题，只要加大打击私盐的力度，除了九边粮草问题未解决外，基本解决了现存问题。

另一个好处是，可以将积压的盐引分多年消化，权贵豪商不至反弹算是将此时盐利的灰色分肥合法化。

王国光将窝本之法细细讲了，朱翊钧听明白后，问道“朕有几个问题。”

“一是天下盐场总产量多少斤灶丁户数和口数多少今年全数晒盐，预计增加产量多少斤积存未支的盐引有多少”

王国光等情知免不了此问，早有准备，此时回道“皇上，万历元年，全国产盐四万万九千余万斤，有灶丁一百二十六万八千有奇。”

顿一顿道“此时未支盐引户部不能全部掌握，从嘉靖元年开始统计来看，计有四百二十万小引，八万万五千余万斤。”

听王国光说产量居然能达到接近五亿斤，朱翊钧心里有了数，示意他接着说。

王国光又奏道“按皇上去年的旨意，此际两淮、两浙、福建、广东等盐司应在兴建晒盐滩场；山东、陕西、四川、云南等地，到今年六月，有条件的，都把煎盐转晒盐。若督促得力，臣估摸着或能增产一倍。到明年年底或能到十五万万斤。”

朱翊钧听了点点头，问道“晒盐场兴建过程有何难处”

王国光回道“回皇上话，各地晒盐场皇上都派了去年已经学会晒盐的中官和匠户指导，选址平滩，立闸引水都没什么问题。唯有工程浩繁，各地盐司无银米、工料可支，或有为难者，恐不能如期完工。”

朱翊钧听了，对张居正道“盐场之兴革，为万历二年之头号工程。老先生随后要发朕的旨意，让属地官员全力以赴，保障支援。另外，朝廷要立即派钦差查看，督促各地加紧施工，若有怠玩的，严惩不贷”张居正应了。

朱翊钧又问王国光道“年产近五万万斤，此时盐价多少”

王国光道“回皇上话，盐价由引价定，引价由米价定，米价由边防远近而定。万历元年，九边淮盐引价大致为一小引二百斤半两银，按官文算大概四斤盐七文钱。此为盐商取盐之本也。”

张居正此时接过话头道“但盐商取盐后，加上运费、钞关之费和额派摊加，至京师售卖时，盐价大概三十官文一斤。其他地方，视离盐场远近不等，低者二十官文，高者二、三百官文一斤。”

朱翊钧听了，惊呼道“最高接近半两一斤”张居正点头称是。

朱翊钧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