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如此，那为什么要放弃这次交州的战机？”诸葛恪老实不客气的质问道：“太子已经十五，很快就要行冠礼，大王的身体一直不安，留给太子的机会并不多了。吴国的兵权都掌握在诸将手中，他们与大王的君臣关系与其说是君臣关系，不如说是主从关系，正如当初讨逆将军留下的人马不愿意臣服于大王一样，现在这些将军臣服的也是大王，而不是吴国。太子如果继位，吴国必然危如累卵，魏蜀越只要稍加挑动，吴国就可能四分五裂，化为乌有。”

“有这么严重吗，元逊你是不是太过紧张了？”谢景忍不住提醒了一句。

“元明，你这些天都在想什么，这么重要的事情居然都没看出来？”诸葛恪扭过头，声色俱厉的斥道：“吴国的危机你难道一点也没有察觉吗？越王欺我，为什么大王到现在还没有付诸行动？他要整顿吏治，结果张温却反其道而行之，弹劾丞相，为什么？不就是因为丞相不是江东人吗？江东、淮泗之争还只是文臣之争，武将呢？武将的情况更严重，他们坐拥重兵，与越王多有交接，不愿意与越国开战，而大王徒有吴王之名，也只能忍气吞声……”

诸葛恪没头没脑的冲着谢景发了一通火，不仅谢景被他骂得哑口无言，面红耳赤，就连孙登都有些坐立不安。谢景和诸葛恪是他身边的两个重要的谋臣，相比于诸葛恪的文武全才，谢景更注重谋略，这次到钱唐来，没有带诸葛恪，只带谢景就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没想到诸葛恪当面指责谢景失职，从某个角度来说，也是在指责孙登识人不明。

但是不得不说，诸葛恪说的情况基本属实。如果不说越国这个上下都没规矩的怪胎，那么魏蜀吴三国之中，吴国的内部隐患是最大的。一个国家不管大小，权利之争都在所难免，文官再斗，他们造成的危害都有限，而武将则不然，他们手握重兵，一旦出现异心，后果将不堪设想，有中平之后三十年的动乱可鉴，大家对此都有比较统一的认识，对将领的控制都十分严格。这其中以魏国最见成效，曹操对手下的大将控制之严三国之中无出其右。别看张辽等人号称五子良将，但是他们所掌握的实力都有限，就算他们不考虑在邺城的人质，他们也没有反叛的实力。建安二十年，张辽、乐进两个五子良将再加上李典一个将军，合肥总共才七千人马，曹魏的将军实力有大有小，但通常都在两千人以下，有大战事，再加都督之名，以将军为单位拨与人马，象于禁救樊城，徐晃攻襄阳，手中的大军都是以这种方式集结起来的，战时，这些将军归他们统一指挥，战事一结束就各回本部，能长期统领重兵的只有夏侯惇、夏侯渊、曹仁这样的宗室重臣。除了这些人之外，任何一个将军想要造反，都不可能造成多大的影响。

蜀国的情况稍有差异，刘备以个人感情和制度互用的办法统兵，而且他的实力一直没有大过，蜀的总兵力现在不到十万，除了关羽、张飞掌兵之外，大部分的实力还在刘备自己手里，刘备一旦去世，那些将军们会继续忠诚于他的继承人刘禅，再加上关羽、张飞在旁辅佐，蜀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

而吴国则不一样，吴国的主要兵力分散在各将军手中，这些兵大部分是他们的私兵，是可以父子相承的，他们有自己的食邑，驻地就是他们的势力范围，孙权一般不会去动，他们臣服的只是孙权个人，而不是吴国，当然也不包括孙登这个太子。他们和孙权之间的交情，也不完全是君臣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介于君臣和朋友的关系，你对我好，我就听你的，你对我不仁，我就对你不义。因此，吴国对将军们的控制是最差的，听话的当然有，比如吕蒙之类，不听话的也不少，如贺奇之流。孙策去世，孙权接任的时候，就有很多老将对他不以为然，孙权用了十几年的时间，终于慢慢的收服了他们的心，另外又培养了一些新人如鲁肃、吕蒙、蒋钦之类的代替了他们的地位，总算慢慢控制住了局面，但是这些人的独立性是很强的，一旦他们觉得孙权对他们没有以前那么好了，他们随时可能变成不听话的一份子。

不久之前，戏口将晋宗就上演了一出外逃的大戏。

晋宗是一个不知名的将军，很多人都有些好奇，他又没立过什么功，怎么就成了戏口这样重要位置的驻将，实际上晋宗能够做到这一步，完全是因为他是孙权的故将，孙权相信他。后来不知为了什么原因，孙权下诏切责了他，结果晋宗一翻脸，连人马带城池一起投降了魏国，这不仅是一座城池和人马的事，更是在孙权脸上扇了一大耳光，孙权为此气得差点昏厥过去。

那么，孙登要想继位做吴王，他手里如果没有能镇住局面的兵权能行吗？他能从孙权那么继承到兵权吗？这些兵权连孙权自己都不能完全掌握，又怎么才能传给孙登？

孙登要想坐稳吴王的宝座，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抓紧机会建立自己的兵权，而要建立兵权，只要手中有了实力，才有可能震慑别人，才能做到以重驭轻，不至于一轰而散。最不容易让人找到把柄的机会就是打仗，江东几乎所有的将军都是通过战斗积累自己的实力的。现在天下太平，交州之战是天赐良机，而谢景却没有及时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