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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不是开恩科，施恩天下。

那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当然是一扫天下腥膻，对于这大明来说，这才是重要的，相比之下，开恩科，反倒是退居其次了。

“至、至于三”

言道着社学时兴时衰的原因，王夫之颇有些苦涩的回答道。

“在世人皆以科举晋身仕途前提下，百姓送子弟识字读书就是想走一条简单快捷的科举入仕之路在这方面，一些有科村熟家熟的教师就要优于社师，所以人们更愿意送子弟到村塾家熟中去读书，而不是只教读写算礼仪的社学。而且于民间不少贫民子弟既无财力更无迫切需要去社学就读。而这正是社学衰落的根本原因。”

王夫之的回答，让朱明忠颇以为然的点点头，听着教室中孩童们朗读声，他笑着说道。

“确实如此，这社学之中，既不教八股，也不教经书，教的是礼射书数之法“一习书，依名人发帖，日五百字以上，一数，务在精通九章之法”，这样的地方，自然教不出举人进士，自然也就不受百姓欢迎了”

于私熟、村熟之中以经学、八股为重不同，早在洪武时期就已经规定的了社学学习的内容，读写算是基础，再就是习礼、知法，前者尚不足为其，毕竟学校的目的千百年来都有“习礼”一说，但是“知法”却是明的社学教育内容的最大的特点，学习政府颁布的法令，知晓法律章程。这种普法教育甚至领先于21世纪的中国因为这种习法，是从儿童时期开始的，社学中的法律教育内容不只限于大诰，还包括明朝所有的律令。而他们之所以“兼读律令”，并不是为了培养朝廷的顺民，因为知法的百姓不可能是顺民，知法的百姓对于官府来说是麻烦，他们会用法律保护自己，这也是后世基层干部口中所说的“百姓知法维权意识强，工作不好干”的原因。

百姓知法，而官府不敢违法，百姓不知法，官府才能无所顾忌的鱼肉百姓。明朝社学教育中“兼读律令”培养出来的是知道用法律保护自己的百姓，而不是顺民。这也是明代多“民变”的原因，因为百姓会在官府违法时用法律保护自己，当然他们往往选择以“民变”的方式表示自己的意愿，这种“民变”带来的结果往往是以百姓胜利而告终，当然到了满清，面对衙门前散步的“民变”，他们直截了当的选择了屠刀。

现在，随着大明的中兴，这种领先于时代的普法教育，当然被朱明忠沿用了下来。现在的社学之中，同样也要“兼读律令”。

除非了识字、习礼、知法之外，还有就是伦理道德、诗歌、礼乐的学习，当然再就是算术，通晓九章算术，按照朱明忠对明朝社学的了解，读了七年的社学之后，那些学业优秀的学生，教育程度应该相当于初中阶段的学生。当然，他们没有学习地理、化学、物理，可即便是如此，在17世纪，或者说1417世纪之间，大明上下拥有千百万等同于初中教育阶段的学生，本身就是一个教育奇迹。

而现在，朱明忠所希望的就是复制这个奇迹。

毕竟，相比于专注于八股、经书的士子，这些熟读经书，能作诗、作文，算是“粗通文墨”，粗通九章算术的学生，才是朱明忠所需要的“大明人”，这些人更容易受“实学”的影响，更容易接受现代科学。

当然，没有人知道，朱明忠真正的想法，对于外界来说，“欲扫尽天下腥膻，非得大兴社会不可，大兴社学为今日之要。”，但是并没有人知道，这社学的背后，是朱明忠“蓄谋已久的阴谋”。甚至可以说是和欧洲的“宗教改革”相类似的一个阴谋，只不过，这个阴谋被掩于一个看似无懈可击的借口之中。

不过在推行社学的过程中，朱明忠同样也看到社学的不足，比如它像私熟一样，不分班，所有的学生混居一堂共同学习，这一点就不符合教育的基本原则。之所以如此，当然是与社师数量有限有根本的联系，更重要的是资金。

想要改进社学，就必须要投入更多的资金，而投入更多的资金，意味着将不得不面对来自士林的反弹，而这种反弹随之而来的，还有要求恢复科举的呼声。

现在不仅民间有要求恢复科举的呼声，朝廷内部同样也是如此。但是朱明忠本人，并没有恢复科举制的意愿，之所以建立书院以及专门学校，并建立毕业后考试录用制，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为了科举制。

“现在，在朝中，很多人不能理解，为何朕会愿意投资巨资兴办社学，但在科考一事上，却是斤斤计较。”

见陛下终于提到了“科考”，王夫之立即全神贯注的倾听着。

“因为决定我大明将来的，绝不会是区区万余士子，想我大明立国近三百年，一共取了多少进士不过区区两万四千余人，而我大明又有多少人这些人中，又有多人有机会参加乡试成为秀才有多少人有机会进入府学、进入太学可谓是寥寥无几，可是”

指着一旁的教室，朱明忠颇为感慨的说道。

“可于大明，将来每个人都会进入社学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