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于胡惟庸案的前奏，以及小胡同志专权之后的作威作福，这位封建史名义上的最后一位宰相，落幕的相当仓促。

根据学者考证，因为汪广洋与其妾陈氏同死，在核查死者身份时陈氏的籍没女身份浮出水面，于是胡惟庸就因涉及越权逾制被追罪，再兼占城贡使案以及私杀马夫案，最终于洪武十二年九月底下狱。

也就是在胡惟庸入狱的这段时间里，原本作为胡惟庸亲信的涂节于十三年正月二日跳反当污点证人，仅仅六天之后还没过完春节法定节假日呢，胡惟庸、凃节、陈宁就被治罪同诛。

而又过了五天之后，在大朝会上朱元璋就图穷匕见，迫不及待的宣布：

朕打算废除中书省以及丞相制度，谁赞成谁反对？

这个时候胡惟庸的头七还没过呢，谁敢反对？

而这个违背祖宗的决定，显然才是胡惟庸的真正死因。

至于明史当中所记的胡惟庸老家水井冒石笋、祖坟的晚上火光冲天等所征兆，显然都是扯淡。

而随后说的胡惟庸因此打算让大明换新天，又是收集兵马又是招募亡命徒等等，怕不是真把朱元璋当傻子了。

后来清朝学者谷应泰还又写了个云奇告变，说有个忠心的太监名云奇就住胡惟庸家隔壁，闻听老朱被胡惟庸邀请去家里观看井中出醴泉便冒死阻止，结果老朱登城门楼子一看，嘿那胡惟庸家里乌泱乌泱全是兵卒，于是赶忙调兵大战三百回合擒了造反诸人云云，显然更像是创作了。

咱们现代如今在旁观者角度下看得很清楚，封建制度下的君权和相权是统治阶级内部两种不同势力的代表。

既相辅相成，共同合力将地方纳入治理，从而统治帝国；又频频爆发矛盾和冲突，大打出手。

汉武帝时，宰相田蚡每次拜见一坐就是大半天，武帝还都只能老老实实听着，眼看着田蚡能轻松将一个闲居的人擢升至二千石，使得武帝相当明确的感受到了的君权的被冒犯，于是讲出了“君除吏已尽未吾亦欲除吏”这句有点阴阳怪气的话。

“你要任命的官员已经任命完了吗？我还想任命几个官呢。”

说白了，中央的权力蛋糕总共就这么大，有人多吃那就注定有人要少吃，而武帝也向来不是什么善忍耐的性子，于是最终拉起了强化皇权专制的大旗。

而经过后来的唐宋元等朝代的发展，皇帝手里的牌也越来越多，自然也会越来越难以忍受与宰相共享权力。

这一点从历代宰相的遭遇也能看得出来，汉唐宋面对宰相要么架空要么分权，即便是要斗掉旧的宰相也需要拉一批打一批，慢慢操作。

胡惟庸呢？洪武朝前后四宰相当中，胡惟庸是最专横跋扈的一个，独相、专权、内外奏事必先取阅、功臣武夫争走其门，这样的宰相看起来说一句权倾朝野也丝毫不为过。

但这样的宰相面对朱元璋可谓是一戳就碎，从下狱到处死废丞相制，前后不足三个半月。

如果是从正式治胡惟庸罪算起，前后仅十一天，连半个月都不到，不仅将其党羽连根拔起，还带着把宰相制度的坟都给刨了，这种操作放在汉唐宋都是难以想象的。

顺理成章的，老朱家的祖训再添一条“嗣君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敢以此请者，置之重典”。

既然丞相制都废了，那干脆把要干的事一事儿办了，捎带着朱元璋还宣布节制中外诸军事的大都督府也要改，直接一拆为五变成前后左右中五个都督府。

因此，与其说是朱元璋有感丞相权力太大，最终方才废掉了将近两千年的丞相制。

不如说是朱元璋有感皇帝的权力还不够大，于是才有了洪武十三年之事，最终达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大权独揽。

不过这种代价当然是巨大的，除了每天必要的朝会之外，每日需要批阅奏章一百四十余件，大小事务四百余起，基本上是真的做到了“起的比鸡早睡得比狗晚”，但即便如此对政务的处理也很难达到满意。

这种996式的大权独揽，对身体素质离谱的朱元璋来说或许很爽，但累死的朱标恐怕并不觉得有多爽。

朱元璋与自己好大儿对视一眼，随后两人的目光略有一点默契的各自背过一边。

父子之间的嫌隙并没有多少，倒不如说有马皇后在其中斡旋，朱标知老爹对自己倾注多少心血，朱元璋也知道好大儿为求自己赞许有多努力。

偶尔朱元璋也会想象，他能将大明以何种姿态交给儿子，被悉心培养的标儿又如何能治大明之极盛，尔后史书中他们父子若是能与文景这等贤君相较倒也可称呼无憾。

但如今这类想象只能止于标儿的早逝。

一个被政务熬垮了身体、被背疽趁虚而入、最终还未来得及登上帝位施展抱负就要让他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大明皇太子。

父子之间心情各有不同，皆沉默不言。

而第一次到场的朱樉和朱棡就略有一点好奇了，不过也只敢小声议论。

此前听闻老爹忽然吩咐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