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十九年，明州卫指挥林贤通倭事发，明史当中记载的大意是说胡惟庸曾将宁波卫指挥使林贤收为心腹，随后捏造了罪名将其贬到倭国，实际上是让林贤在倭国活动密谋造反事宜。

如此林贤活动三年后，胡惟庸挥挥手将其官复原职，而林贤走之前与倭王约定了谋反事宜，倭王于洪武十三年派遣一支四百人的朝贡团队阴匿火药刀剑，结果没想到等他们赶到时胡惟庸脑袋已然落地，于是只能不了了之。

后来林贤事发，朱元璋大怒再追责胡惟庸案，于是又有一批官员被牵连处死，而通倭之案又牵涉到了不少江南豪强，被同罪连诛。

现在一般来说都偏向于认为胡惟庸通倭子虚乌有，实质上是朱元璋在借题发挥，清查异己。

但如果去研究林贤案的原文，会发现其中有意思的点很多。

首先，林贤案的记载源头是老朱亲撰的大诰三编指挥林贤胡党第九，故而后来清廷修史时将其采录于明史。

如今质疑通倭之真假，首先是在古代倭国遥远，仰其为助力未免太不靠谱；

其次大诰属于老朱的一面之词，那不是爱咋编咋编？

最重要的就是咱们之前说过的，倭国的南北朝时期一直到洪武二十五年才结束，当时倭国不仅没有一个双方都认可的倭王，就连朱元璋责备的那个怀良亲王在洪武五年就被送到乡下种地了，洪武十六年已经病死，根本不可能是跟胡惟庸密谋的那个“倭王”。

大诰当中留下的林贤案虽有漏洞，但老朱关于此案的记载却透露出两个线索：

洪武年间倭人“诈称入贡”不止一次；明朝内部确实有通倭的内鬼。

关于“诈称入贡”咱们此前已经说过属于倭国南北朝的关系，倭国地方大名乃至于海盗海商打着使者的名头招摇撞骗，明明拿不出国书贡表却被礼部全部接待，带到了朱元璋面前。

大诰中朱元璋对此反思过，认为礼部对什么阿猫阿狗都放进来，是存在一个内部人的干预，假借倭国内乱之名掩盖好让倭人只要打着使者旗号就能来去自由，方便搞事。

能够与此佐证的是明中期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卷十二记录的宁波市舶司被突然关闭的事件，自宋朝起，明州洪武十四年更名宁波在对外贸易当中就有相当重要的作用，突然关闭是不太合常理的，沈德符记录的原因是“宁波亦近畿甸，为奸民防也”。

而再回看，胡惟庸案第二阶段主角林贤的职务，就是宁波卫指挥使。

如果再将时间反推回大明开国之前，与朱元璋争雄的盘踞于长江流域的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对宁波都相当重视。

这些势力被朱元璋剪灭之后，余部大多通过宁波逃入海上，最终造成了明初“每诱岛倭入掠”。

在林贤案中，朱元璋很大概率是意识到了倭寇不再是散兵游勇，他们熟悉沿海地形于宁波能进退自如，再联系到胡惟庸覆灭前无论是什么阿猫阿狗自称倭使都能被礼部送到皇帝面前，宁波的问题在朱元璋眼里就已经十分严重了。

对于朱元璋给胡惟庸通倭盖棺定论的原因，沈德符在叙述宁波市舶司被罢原因时，说的另八个字或许能作为最好的注解：“迫近京师，或行窥伺”。

在朱元璋眼里，胡惟庸即便是不通倭，也必然是通过林贤在宁波的窗口与张士诚等残部有过接触，这或许也是大诰三编对林贤案反思当中，朱元璋认为林贤最初是张士诚部下的一个合理解释。

而无论是通倭还是通反明余孽，对朱元璋来说区别都不大，都是谋逆的铁证，通倭这个罪名也更多的是有省事儿的味道在里面。

那么林贤案真正的经过也是可以拼凑出来了：

洪武六年到八年之间，大权在握的胡惟庸将林贤收为腹心，在刘伯温病逝之后，地位已经稳固的胡惟庸开始准备后手。

洪武九年，在胡惟庸安排下，林贤以一个不大不小的罪名出使倭国，这个工作持续了三年，林贤或许是真的去联系倭国，也或许只是打着倭国幌子去联络反明势力。

洪武十一年，朱元璋开始下诏令“六部所属诸司奏事勿关白中书省”，即六部的奏章可以直接送到皇帝手里而不需要给宰相看了，这个实际上已经可以看作朱元璋要动手的信号。

洪武十二年，感受到危机的胡惟庸召还林贤，准备搞事儿，但在这一年，占城贡使、私杀马夫、汪广洋妾为籍没女等等事件接连爆发，胡党迅速倒台，林贤这个后手也成了无用。

直到洪武十五年锦衣卫正式组建之后，这个暗雷才在洪武十八年正式爆炸。

朱元璋也顺水推舟借题发挥清除异己，办了个大案。

华盖殿中，忙碌的锦衣卫使们感觉分外奇妙。

在这后世口中，锦衣卫组建于洪武十五年，但于他们亲历来说，锦衣卫正式组立于洪武十三年。

这其中的差别对他们来说一时间倒是难以察觉出来，但是被后世谈及，以及看样子这吃里扒外的明州卫指挥使林贤事发也是有锦衣卫在其中出力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