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华夏历史主要有三次农业税改革，大明，大清，后世。

大明的农业税改革随着张居正的死亡而人亡政息，大清的农业税改革随着乾隆的妥协而大打折扣。

唯有后世的农业税彻底取消，让种地的老百姓不再有负担，这种成就不可谓不大。

各朝古人非常清楚取消农业税意味着什么，可以说是开天辟地头一遭。

在他们的记忆中，老百姓上缴农业税天经地义。

就好比人需要吃饭一样，这是与生俱来的，就像农业税也同样如此。

哪怕是最抗拒农业税的老百姓，心底想的也只是朝廷可以降低一些农业税，从来没有想过取消农业税，做梦都没敢这么想。

也正因此，他们得知后世彻底取消农业税才会如此震惊。

即便张居正和雍正这两人也同样如此，震惊得无以复加。

他们不管是实施一条鞭法，还是大搞摊丁入亩，只是希望可以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可从未想过取消老百姓的农业税。

要是老百姓不上缴农业税，那朝廷财政怎么办，朝廷还怎么运转

他们两人是农业税改革的先驱，清楚的知道改革农业税有多么困难，势必会遭到利益集团的阻挠反对。

连稍稍改动一丁点农业税就会遭遇重重困难，更别说像后世一样大刀阔斧的改革。

也正是清楚农业税改革的水有多深，他们两人才会对后世取消农业税感到不可思议。

于是乎，他们两人万分专注的接着往下看视频。

他们迫切想知道后世是如何成功取消农业税的，期望可以从中借鉴一二。

星中华成立之后，虽然经历了土改，把土地重新分配给劳动人民，但是千百年来形成的税收结构依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

从一九四九年星中华建立一直到改革开放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农民贡献的农业税和人头税一直以来都是推动工业化建设的主要来源。

四九年至两千年的五十余年里，农民给朝廷缴纳了7000多亿公斤的粮食。

从五三年开始到八三年取消统购统销政策，农民对工业化贡献超过6000亿元，这都是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实现的。

除了要比城里人多缴税多纳粮以外，赚的还比城里人少。

这是由于当时的中华粮食定价体制，仍然采取朝廷调控与市场供求相结合的方式。

这导致粮食价格上涨幅度，远远落后于农资的工业产品价格上涨幅度。

当然，剪刀差并不是中华特有，它是全世界每一个工业化朝廷，在工业化进程中所产生的必然现象和必经结论。

英国的圈地运动、西班牙的殖民掠夺，本质上也都通过某种形式牺牲某些人的利益，来获得工业化初期的资本。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随着改革开放逐渐深化，中华其实已经度过了工业化早期阶段。

剪刀差按理说应该取消了，但是不巧的是，八五年开始的财政制度，让地方官府，又有继续提高农民负担的动力。

而九四年的税制改革收入大幅减少的地方官府，更是不得不继续从农民身上想办法。

农村基层各种乱收费现象层出不穷，比如说三提五统。

三提指的是农户上交给村级的三种费，包括公积金、公益金和村管理费。

五统指的是农民上交给上面官府的五种统筹，包括教育附加费、计生费、民练费、乡村道路建设费和优抚费。

这些开支，城里人可能完全都没有听说过。

中华农民所承受的压力，最终在九十年集中爆发出来了，一时间全国上下都在讨论农业税的收取问题。

嬴政农民五十年时间，上缴了7000多亿公斤的粮食，简直是不可思议。

听到如此庞大的数字，嬴政整個人被震惊得目瞪口呆，心中惊骇欲绝。

他在心里算了一笔账，老百姓五十年上缴7000亿公斤的粮食，平均算下来每一年就要上缴140亿公斤的粮食。

按照100斤为一石粮食来计算，后世的老百姓每一年就要上缴两亿八千万石粮食。

这是什么概念，他光是想一想就头皮发麻。

他们大秦老百姓每年上缴的粮食不过几百万石而已，连后世的一个零头都不到。

这差距之大，令他触目惊心，不忍直视。

他也知道后世各方面的条件都比大秦好，上缴的粮食理应比大秦多。

可这也太多了吧

简直可以用云泥之别来形容，让他备受打击。

要知道，新中华四九年才成立。

刚刚建立的朝廷一片破败，老百姓都还没有从战乱中恢复过来，就可以向朝廷上缴上亿石粮食，这简直令他难以置信。

任凭他想破了脑袋，也想象不出那种场景。

神州大地，山河破碎，历经百年战乱，中华大地被打得面目全非，老百姓死伤无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