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州太大了，又人口殷实，物产丰饶。

如果唤醒战争潜力，根本不是东州兵可以压制的。

除非刘璋的王位能稳固，能全面压制益州人，否则越早激发益州人的战争潜力，那东州兵倒霉的日子就越来越近。

与之相对，汉中张鲁已经完成了全方位的战争动员。

你根本无法策反汉中的豪强大姓或者巴人首领，最近几年的汉中处于上升期。

就算其中有人厌战，也只是表现敷衍，做不出与外人勾结的事情。

而这种状态下的汉中都果断投降了，现在又来劝益州投降……

刘瑁一眼就能看穿对方的意图，杨松、阎圃想的很简单，就是劝降、取得劝降的功勋，让后来投降的益州人成为汉中文武的垫脚石。

如果拒绝投降，兵锋相见，那么最大的功勋会落到武官手里，杨松、阎圃很难独取这样的大功。

理解杨松、阎圃的行为，可刘瑁还是不理解：“叔父，这巴王之事未免荒唐。”

“是啊，我也以为事不至此。”

吴匡早年干下那么大的事情，现在也觉得关中大司马的行为过于荒唐。

可看着刘瑁期盼眼神，吴匡就解释说：“当时大司马征讨河西诸胡凯旋，暂归关中处理政务，却听闻益州自称梁王之事。又听闻季玉、叔珪争位之传言，就制诏书，欲敕封叔珪为巴王，以分季玉之权，最好能引季玉、叔珪内斗。”

吴匡说着感慨轻叹：“奈何这位敕使经子午道入汉中后，听闻蜀道艰险更胜于子午道，故而转道祁山道去寻大司马复命。这人如此轻率，以后若有机会，应当揭发、纠举此事。”

跪坐在刘瑁身边的吴氏顿时面绽红润光泽，克制着激动神情，没想到自己竟然还有当王后的一天。

敕使再不负责，起码诏书是真的，必然存有副档。

在关中尚书行台的档案里，刘瑁就是巴王！

吴匡对克制情绪的刘瑁夫妇说：“想必当时大司马只是借此出一口恶气，他也没能想到随后河湟诸羌能出走，也让他一战而定，更是没想到张鲁竟然能举全盛汉中乞降。如今看来，这不是天命，又是什么？”

刘瑁缓缓点着头：“既然事不可为，我自当出面，为上下吏士寻求一个出路。”

做官么，到哪不是做官？

这时候吴匡才将最后帛书递给刘瑁：“这是我同县路粹所书，他是蔡学门人，如今是大司马随军曹掾、军谋祭酒。”

吴匡是陈留圉县人，蔡邕的同乡。

现在跳出一个同县的路粹做担保，吴匡本人信心大增，就连刘瑁也觉得局势稳了。

路粹的手书，如似大司马的保证。

可事到临头，刘瑁又扭捏起来：“叔父，如若与季玉交兵，恐惹世人笑。”

“糊涂。”

参加过雒阳大兵变的吴匡态度强硬：“如今季玉根基不稳，唯有仰仗东州之士压制益州大姓，待他根基稳固，岂能容留你我？叔珪难道真的不知，益州男女是如何看我东州人的？”

刘瑁沉默，吴匡端起酒水小饮一口，又说：“东州兵这么多年以来，成家的少，子女不丰，后继乏力。待眼前的青壮年老力衰，季玉就算仁厚，也必然会另寻倚靠。”

东州兵的婚事，这是个很麻烦的问题，不仅仅是本地人不愿意嫁女儿的问题，如果强迫的话，会引发真正、难以缓和的矛盾冲突。

另一个因素就是东州兵寄居外地，从事的又是农垦、卫戍工作，许多有条件婚姻的人也会拒绝成婚。

不是拒绝女人，而是单纯的拒绝各种抚养负担。

活的不是很痛快，危险时刻都有，所以东州兵精神状态也有一些问题。

与本地人的矛盾时刻都在激化、上涨，几乎难以缓和。

最为致命的就是东州兵后继乏力，这种后继乏力，又让东州兵缺乏扎根本地的意愿。

从开始到现在，东州兵始终都有一种原始的流浪、寄居想法，始终没有将自己视为益州人。

最初来益州就是为了躲避战乱，如果家乡恢复安宁太平，他们自然是要返乡的。

甚至许多东州人落魄到了饿肚子的地步，依旧视益州为偏僻之所，自己不愿逗留定居，也不愿子嗣后人在这里定居。

各种因素糅合在一起，导致东州兵始终难以融入本地。

吴匡能看到的事情，刘瑁也能看懂。

东州兵打仗会折损，日常会有病死，想要补充就两个途径，要么外州大乱，更多士民迁徙来益州；再要么就是结婚生子。

从过去十几年的历史来看，某种族群大意志的抵触下，东州兵很难融入本地。

刘璋称王，地位稳固后可以借助本地人，引本地人为支柱力量；可刘瑁呢，他没得选，东州兵才是他唯一的支柱。

东州兵难以融入本地，等东州兵四十多岁的时候，难免成为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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