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意思是……”

像是往思维里掺了水银一般，麦迪逊-比尔的后半句话讲得异常迟缓。

不过，这也不能怪她，毕竟，在美国，想要讨论这方面的敏感话题，必须得具备十足的智慧和勇气，另外还得加上十二分的小心与谨慎。

“他们不想看到代表另类流派和另类文化的人……获得主流影响力？”

“大致如此。”

赵宥真知道麦迪逊的潜台词不止于此。在西方社会浸淫已久的她，很清楚该如何在不把潜台词挑明的前提下，顺着这条隐匿的脉络将谈话继续进行下去。

这是任何想要在美国有所发展的人，必须精通的必修课之一。

“我们都知道九十年代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怎样的时代。七十年代是动荡的，越南战争失败、石油危机、工业衰退、自由主义瓦解。八十年代是转折的，所有人在1981年醒来，接受了新的自由市场共识。而九十年代，则是宁静的，冷战胜利、商业蓬勃发展，历史已经‘走到了终结’。”

“无意冒犯，但我一直觉得这种说辞非常具有娱乐性。竟然真的有人会觉得，一场冷战的胜利能够阻止地球继续旋转……这算是《文明》里的哪种胜利？”

“人们总是会透过自己打造的万华镜看世界。”

赵宥真知道韩易是个不大不小的gahead，所以偶尔蹦出的，不知道出处的古怪引用，她都一律按照电子游戏处理并忽略掉——这是一个韩易解释得再多，她也不会明白，也没有兴趣去明白的领域。

“对于我们活在东亚的人来说，世界每一天都在发生变化，时至今日亦是如此。但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冷战的结束代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难得的稳定期。不再有对手，美国主导的超全球化时代得以全面到来，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资本自由流动，美元可以享受到这个世界上供应的几乎所有商品。家庭回归了传统的价值观，整个国家都在经历‘道德的自我修复’，因为很多所谓预示着‘社会崩溃’的重要指标，在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急剧上升，并于八十年代稳定在高位，但在九十年代，它们却在快速下降。”

“《阿甘正传》。”

韩易抛出了一部最能代表九十年代意识形态的电影。这是一部在之前的三十年时间里，不可能被制作出来，也不可能有资方支持的保守派作品。反文化、吸毒、滥交、反战的珍妮死了，但在最后一刻与生活方式极度保守的阿甘和解，并由阿甘带着她的悔意与祝福继续生活下去，在公交站台手捧巧克力，等待下一班巴士的到来。

不需要是具有独特洞察力的政治评论家，也能从剧情里看到美国的转变。这是冷战之后对所谓传统“美国价值”的回归，也是整个社会政治光谱的集体右转。

“是的，《阿甘正传》。有人说1994年是好莱坞电影工业最辉煌的一年，从那一年开始，一个国家的文化产品，开始具备了超越宗教、种族和地区差异的力量，被全世界消费和吸收。这是由美国创造的文化世界主义——保守的、谨慎的，但的确是创新的、平和的。这个国家用这种方式，来向全世界宣示冷战的胜利，炫耀‘山巅之城’的成就，以及对‘历史终局’的美好描绘。在这种‘历史已经走到终点，平衡和宁静应该由我们维护’的想法推动下，任何试图打破现状，试图揭露美国社会的缺陷，试图让艺术再次激进化的思潮，都会受到好莱坞主流资本的集体打压。”

“而匪帮说唱，就是这样的思潮，对吗？”韩易给赵宥真的宏大叙述找到了一个精准的坐标，“dr.dre他们这一代嘻哈音乐人创造的这股趋势。”

“这是他们最害怕的趋势。在苏联轰然倒塌的背景下，好莱坞正不遗余力地想要把美国打造成世界上唯一一个乌托邦，让美国重新回到嬉皮士出现之前的黄金年代。因此，他们不想看见任何会阻碍这一进程的事情。”

“你这么一说，嘻哈和嬉皮士，好像真的有很多相似之处。”作为六十年代流行文化的忠实拥趸，明显生错了时代的麦迪逊-比尔对赵宥真的这番话很有共鸣，“时代不同、出身不同、风格不同、追求不同，但是嘻哈和嬉皮士都是我们这个社会的边缘性次文化，都对主流审美和传统价值观嗤之以鼻。”

“所以说，九十年代的好莱坞，根本无法接受嘻哈文化的出现——说的更准确一些，他们能够接受嘻哈文化呆在地下，但不能接受它浮出水面。嘻哈音乐，特别是匪帮说唱里描绘的大都会贫民区，就是对‘美国价值叙事’最响亮的耳光。当时很多人认为嘻哈文化和匪帮说唱将对年轻一代产生毁灭性的影响，让美国再次走上越南战争时期那样的道德堕落之路。”

“这种论调的确不太公平，社会的问题，不是由反映问题而创作的那些艺术作品造成的。问题肯定先于作品而存在，不然艺术创作哪来的基础呢？”

韩易的回复与赵宥真的叙述一样，隐晦得耐人寻味。同样出生于东亚国家的二人，其实能够以旁观者的身份很轻易地看清楚问题的本质——嘻哈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