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土地的产出，这样一来，反而抑制了兼并，促进了粮食生产。

这是基于大明现状的政策，兼无可兼，并无可并的局面，当粮食的收益较低时候，粮食的交换价值大幅度下降，其使用价值就会得到突显，而田亩也会自然而然的从豪民流向小民，种出来的粮食才能到人的肚子里。

“先生还真的是读书人啊，加税、降低粮价，双管齐下，这么搞的话，民乱四起。”朱翊钧撇了撇嘴，拿起了朱笔，否定了李如松的奏疏，也否定了张居正的意见。

李如松这本奏疏是一句也没提朝官对他的攻讦，但字字句句都在反击，他在刨根，刨势要豪右的根儿。

土地是这些出身势要豪右、乡贤缙绅的命根子，李如松就是奔着朝官的要害去的。

张居正在表达自己的愤怒，富国强兵，是张居正新政的核心内容，对于李如松如此攻讦，是对新政的挑衅。

这些看似合理的话，其实都是在表达态度而已，而不是为了真正的推行。

这么大的事儿，张居正就贴了一张浮票，其实就是知道皇帝不会同意，才会如此建议，张居正教过朱翊钧，一个政令如果他看起来十分的完美，那么它一定非常的危险，朝廷加税，看起来简单直接，而且方方面面都很好，那就十分危险了。

那么，加税的代价是什么？

大明也有加税的典型案例，征三饷，征三饷就是的结果就是：驱民以为贼也，又何平贼之有！

一个古怪的循环出现了，天灾人祸，内忧外患之下，帝国的财用大亏，蛮夷起于四野，流寇荼毒天下，朝廷无银无粮，无法组建军队安定江山社稷，只能加征三饷，结果就是把良善的百姓逼上梁山，逼到落草为寇。

为安定天下加派，加派逼民为寇，天下更加动荡，需要更多的加派，如此一来，恶性循环建立。

万历四十六年开始征辽饷，崇祯十年开始加征剿饷、崇祯十二年饷尽而贼未平，再加练饷，崇祯十年和崇祯十二年的时候，杨嗣昌对崇祯皇帝说：百亩只增银三四钱，稍抑兼并耳！

杨嗣昌的逻辑也是如此，加税减少兼并。

一切设想都是极好的，加的税也不多，但大明朝的确是这样的，朝廷开征三饷后，各地各级衙门，是决计不会放过这个搭车搜刮的机会，暗为加派者，不知几百千万。

所以，加税其实就是张居正威胁朝臣们的一个办法，也就是吓唬吓唬这些个朝官而已。

大明现在的暴力被完全掌控在皇帝陛下手中，这是张居正最想要看到的局面，而且陛下励精图治，已经能够顺畅的行使手里的皇权，那么这个局面就容不得半点破坏。

你攻讦强兵，我就鼓噪加税，主打一个互相伤害。

民乱，首当其冲的就是那些个乡贤缙绅、势要豪右，传导到皇帝这头儿，那已经是天下危亡的局面了。

张居正的提议，很快就被朝官们所知晓，大家立刻都选择了噤声，攻讦李如松的声音立刻就烟消云散了，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张居正向来说到做到，他真的干得出来！

当知道皇帝陛下否决了这份奏疏后，朝官们对皇帝陛下歌功颂德了起来。

因为平定圩寨的风波慢慢平止，只有贱儒受伤的世界达成了。

林辅成和李贽两个自由派的魁首，在很多人看来，就是僭越了自由这杆大旗，谗言媚上，换取了自己的利益，在这些人看来，自由是不应该讨论阶级的，自由一定要否认阶级，才是自由。

林辅成和李贽，从旗手变成了叛徒，令人唏嘘不已的同时，这个有限自由派的规模越来越大了，连那迁徙入京的富户中的豪奢户纨绔弟子姚光铭，都成了这个学派的拥趸，跟着林辅成和李贽前往了草原。

这让京师等着看林辅成和李贽笑话的人，极为惊讶。

姚光启因为种海带跟海寇搏杀，脸上挨了一刀，成了京堂的笑话，这个姚光铭丝毫不吸取教训，反而跟着叛徒们一起起哄，讨论什么权力、金钱、宗教对人的异化，这是应该讨论的问题吗？！

绝对自由派的主张是否认矛盾说、否定阶级论，在绝对自由派看来，哪有什么阶级，大家都是人，用阶级去区分，把人限定在阶级这个牢笼之中，这根本就不自由。

林辅成和李贽在一片骂声中离开了京堂，前往草原游学去了。

朱翊钧对姚光铭前往草原是非常奇怪的，按理说，姚光铭这样的肉食者应该主张绝对自由才是，但是姚光铭却用践履之实，甚至亲自披挂上阵支持有限自由。

原因很简单，在封建帝制之下，阶级就是自我之下众生平等，全都是被我朘剥之人；自我之上等级森严，全都是朘剥我的人；

姚光铭这等的豪奢之家，也要依赖于律法和公序良俗保护自己的利益。

姚家虽然作为西土城势要豪右的代表，和王谦打了一段时间的擂台，但皇帝并没对姚家威罚，而是任由其折腾，直到姚光启犯错，被凌云翼带走。

陛下是个守信誉的人，立下了规矩，就会遵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