钞法的态度和他是一致的。

张居正斟酌了一番开口说道“其实永乐年间，滇铜曾经通过红河入交趾，海运入南衙，但是红河不适合河运，而后云南地方有司，利用长江运输，若是想要扩大滇铜产量，是可行的，责令云南布政司多开铜山便是。”

“一纸政令就可以”朱翊钧有些不确信的说道。

这不是碧波潭老龙王的女婿九头虫，对着奔波霸说:“你去把唐僧师徒除掉”一样的不切实际吗

张居正俯首说道“是的，一纸政令就可以，嘉靖七年的时候，也是一纸政令，在黔国公府的支持下，云南开始开铜山，短短两年，就从万斤，增长到了十五万斤，时至今日，每年有十五万斤滇铜入南衙漕运入京。”

“但是后来朝中反对言利的风力舆论之下，也就止步于此了。”

“按照当初内阁学士桂萼的想法，朝廷一年至少要四百万斤的铜料，而天下最少要一千万斤的铜料，也就是三十亿以上的铜钱，才能供给万民所需。”

“桂萼因为言利被弹劾致仕，而后重新启用，再到次年，告老还乡。”

张居正介绍着嘉靖七年到九年的钱法新政，桂萼认为滇铜一年产量在一千万斤以上，才能满足大明所需。钱是百货之沟渠，没有钱财，大明的财税就是稀里糊涂的一笔烂账。

桂萼很快就因为言利被弹劾致仕了。

对于朝廷是否言利，在嘉靖年间，仍然是不应言利稳稳的占据了上风，毕竟那时候大明国朝的财政状况还算良好，西北俺答汗还没入寇京畿，东南还没有倭患，所以铸钱这件事，也就到两万贯为止了。

但是到了万历年间，朝廷言利变成了政治正确，嘉靖七年到嘉靖二十年，朝廷还能养得起宗室，万历年间，就只能让宗室郡王以下，自谋生路去了。

问就是没钱，穷闹得。

随着清丈还田、扩大税基、月港市舶司和松江市舶司抽分、稽税追欠、六册一账的推行，大明的国税已经肉眼可见的变好了，毕竟现在连内帑都堆满了银子，皇帝豪横一人三两银子作为额外的恩赏，给参与此次大宁卫之战的军士。

万历二年年末，礼部为了鳌山灯火，可是下了不少的功夫，就为了热闹热闹，费尽了心思。

国税状况变好后，不应言利的风力舆论，有了再起的架势。

云南有个沐王府，就是高皇帝朱元璋义子沐英的黔国公府，民间普遍把黔国公府称呼为沐王府，两百多年来，黔国公府在云南，具有典型的诸侯国特性，但是黔国公府自始至终，从没有违逆朝廷政令。

黔国公府喜欢兼并，一个国公府有两万多顷的地，徐阶一辈子就搞了二十四万亩地，2400顷，黔国公府是徐阶的十倍，但是朝廷都是充耳不闻。

只要黔国公府仍然遵循大明号令，那就是大明西南稳定的基石，是大明西南方向的柱石，这是朝廷和黔国公府的默契。

这就有了差距，黔国公府在西南近两百年，没搞出什么幺蛾子来，西北晋党，用了短短十几年，就给大明小刀拉大腚，好好的开了开眼，给皇帝结结实实的上了一课，礼乐征伐、庆赏威罚自诸侯出，是何等可怕的后果。

所以，在滇铜这件事上，真的就只需要一纸政令就可以了。云南不是西北，黔国公府不是晋党。

因为云南真的太穷了，当地也需要一个支出产业来维持生计，大明腹地有的兼并，土地矛盾，云南也有，而且问题也很严重，如何安置这些失地的佃户，对于云南布政司和黔国公府也是一个考验，但是碍于朝中不能言利、君子耻于言利的政治正确，云南地方也是无法开口。

这一纸政令，的确是一张纸，但是他代表着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共同需求。

“除了铜钱之外，就需要铸造银币了，铜钱小民用的多，银币权豪们用的多，这两种都要铸，但是具体如何个铸造法，臣还在和大司徒商量。”张居正做了一个总结。

朱翊钧笑着问道“具体章程，什么时候能商量好”

“年底之前。”张居正给了明确时间，在万历四年来到之前，五等功赏牌的制定会完成调研，滇铜采铜、以及御制银币等政令，会完成制度设计。

这就是张居正，他的考成法，考察的是天下百官，同样也包括了他自己。

虽然皇帝屡次说张居正是个君子，但张居正向来主张自己是个循吏，严于律己，也严以待人的，君子是宽以待人的。

“陛下，土蛮汗大抵是不会接受朝廷的册封的。”张居正对于土蛮封贡之事，并不看好，是因为很难做到。

朱翊钧一愣，有些不解的询问道“隆庆元年，他求封而不得，才入寇永平，先生何出此言呢”

“土蛮汗一直求的是贡市，而不是封王。”张居正解释了土蛮汗的具体要求，而且还把其中的原因说清楚了。

满都鲁之后，小王子达延汗娶了满都鲁的遗孀，最终成为了蒙古的宗主大汗，小皇子自号达延汗，这个号其实就是大元可汗，小王子视自己为元朝正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