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这些事情，对郭康来说，是一种很大的警示。

因为如前所说，紫帐汗国自己，其实也是小族临大国的统治方式。

相比而言，他们的优势，大概就是欧洲人并不在乎这个问题。

古罗马自己，早年也是少数公民统治整个地中海，后来渐渐放开了公民权。而后世的欧洲国家，更是完全不在意这些。连最为“本土化”的法国王室，祖先其实也是从东法兰克来的。

另一方面，欧洲人似乎也没什么“法统”观念。他们的国家并不和某个文明一一对应，使用的合法性叙事，和中原也并不是一套逻辑。现在这些人追求的，最多也就是简单的“蹭罗马热度”。

相比而言，清朝的文化水平很高，残暴程度在这边，也根本不算什么事。要是放这地方，妥妥的是高合法性王朝。

至于宗教那就更不是问题，学习好笔友法国人，把教宗抓一回就行了。甚至可以规定，今后教宗选举都得抽签。这下好了，不仅合法，还很民主了

真正令人纠结的地方，是紫帐汗国想学习中原模式，建立强大稳固的根基。但汗廷又畏手畏脚。一方面，是因为中原的一些文化概念在这里水土不服，找不到对应的东西；另一方面，也是自己的问题。

乾隆当年的论证，其实是钻了个定义的空子在明末，辽东也被称为三韩。

对于这个情况，可以参考当年顾炎武的记录。据他说，自从天启年间，辽阳丢失之后，朝廷里的奏章之类的文书，就有称呼辽人为“三韩”的，目的是为了“外之”也就是传统的开除汉籍行为。

通过论证当地是韩，不是汉，可以证明朝廷没有丢失重要地区，之前的失利都是小问题，局势依然尽在掌控。

而之后，辽人也开始自称三韩，以此来“自外”。连当地官员都这么称呼。毛文龙的上书里都直接说要用两年时间，“平辽灭奴，复三韩之旧业”，可见这已经成为通用的代称。

而乾隆则把这个引申的“三韩”和史书上的三韩强行联系起来。他发现，古代马韩各部里，有个叫“爱襄国”，和“爱新”谐音，所以就认为这是自己家族的出处。另外，他还认为“三韩”其实就是“三汗”，意思是三个汗王统治下的各部，说明那时候就有这种称呼了。

通过两次使用谐音梗，乾隆才完成了一系列的论证。

而紫帐汗国这边就简单多了，他们真的是外来户，打起本地土贵族毫无负罪感。当然，这也导致他们和当地势力格格不入，人家基本上都是把他们当天灾看的

郭康给脱欢、李玄英等人讲过后世的“黄祸”概念，说欧洲人对东方的排斥有多大。然而，那几人不但不觉得这是污蔑，还很高兴，觉得这个词很帅，一听就非常霸气。

脱欢告诉郭康，蛮族的特点就是畏威而不怀德。让他们保持冷静和敬畏，唯一的方式就是揍他，给他打怕了就行了。说白了，人家就吃这套。

不过郭康对此还是不太满足。

他觉得，只靠征服和战胜蛮族还不够，还得考虑之后的策略。吴起说“战胜易，守胜难。”怎么利用盛势扩大自己的势力，才是最重要的。

紫帐汗国之前的经营其实还不错，但很大程度上不是一种自觉的行为，而是一系列被动的应对，纯粹是被恶劣环境和军事压力逼出来的。

早年的世侯们，其实也是“夏君夷民”的态度，对于自己治下的百姓，同样觉得这就是开始接受教化的蛮夷，即使他们相互之间算是很团结，这种态度也一直存在。至于南边正在打内战的拜占庭小国，大家更是不怎么当回事，甚至都没几个人去关心。

作为汗廷里当时少有的文化人，郭盖对于寻找正统、兴亡继绝，有着很大的兴趣，也是少有的从那时就开始寻找合适宣称的人。之后的发展方向，与其说是国策，不如说是郭盖个人的“精罗”行为。直到现在，郭康都怀疑，这是郭盖因为远离故土，非要找个替代品的结果。

实际上，按家里的说法，当年伯颜帖木儿等人，是提出过让郭盖找个儿子去跟希腊人联姻的，但郭盖不愿意，结果伯颜帖木儿才安排了自己儿子顶上。这件事细想起来，其实也是挺值得玩味的。

到了南北战争的时候，国家越来越大，终于成为了值得周围一众强国首先关注的眼中钉。同时，汗国内部的矛盾也愈发激化，草原贵族们的步步紧逼带来了更大的压力。最终，这两种矛盾以最激烈的军事对抗形式爆发，带来了紫帐汗国历史上最危险，但也可能是影响最大的一次战争。

在战前，紫帐汗国的核心地区，其实不像这个时代的罗马，也不像旁边的金帐，反而有点像元朝。他们也是一个大汗和一众垄断武力的汉人军头，统治各种各样的民众。统治者认同的，是套了一层汗国皮的汉文化。

当然，非要说是像古罗马也行，反正古罗马也确实是这种西周式国家，和当今的罗马差别颇大。

而战后，紫帐汗国整体上越来越不像个汗国。到巴西尔三世时，宫廷里设立了一个翻译机构，专门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