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紫帐汗国的其他地区一样，在这些地方，很大程度上也是需要教会来维持教育。甚至是改良种子、研究引进优秀作物这些，其实都是教会的传统工作。

朱文奎当年告诉郭康，他对这种情况感到很不解。但郭康认为不理解很正常他自己当初也不理解，后来想想古代就懂了。

为了给朱文奎等人讲明白这个原因，他专门就这个问题思考了一段时间，最后，决定用上古时候的例子。

教会是个宗教组织，但上古时候，史官、巫师、儒生、乃至乐师，这些关于祭祀、书记、礼仪、音乐等等的行业，也都是一体的。

比如，说文解字说，儒是术士的意思。从殷商时期，就有人专门负责主持各种典礼仪式，尤其是在丧葬的重要场合。这些掌握礼仪规则、专门给人们主持典礼的人，就叫做“儒”。而后来，因为经常接触书籍，了解礼仪文化，这个名词指代的规模日渐扩大，最后成了各种读书人的代称。

而欧洲这边也是一样的。管理宗教的人必然要主持典礼、祭祀，而负责主持这些重要礼仪场合的人，也必然会兼任其他职务。他们想管理祭祀，就得自己有一定的知识，有教育和学习的能力。而各种礼仪规则，也需要大量的记录作为支撑，并且能够四处传播、推广。

因此，教会正常发展，自然就会兼有这些职能。

唯一的问题，是欧洲这边比较落后。跟中原比，他们还停留在上古三代那个水平。

不过好在，他们的组织能力倒是比儒生强得多或者说，这边按中原标准，连上古三代水平的正常国家都没有。和历代都严打道教组织相反，当地政权并没有动力、也没有能力，去禁止这些“西儒”们建立组织，甚至得支持他们的组织，让他们维持基本的管理秩序。最后，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按这个角度去推演，就知道为什么教会有这么多额外职能了。

教书，这就是中原儒生最基本的要求之一，也是少有的在各种时代都不过时的祖传技能。欧洲这边总不能指望那些文盲状态的部落头人教书吧。所以，兴办学校自然就只有教会做了。

引进良种，选育各种高产的粮食、经济作物乃至蜜蜂，也是如此。在中原这个叫“劝农”，是官府里知识分子们的基本职业要求，然而众所周知，欧洲这边哪有这种水平的官府所以相关行业，也就只能丢给教会负责了。

同样，教会也是音乐和艺术的最大赞助人之一。欧洲人一样有“礼乐”的需求，认为只有中原人才穷讲究、欧洲人就不讲究礼仪等级，和认为他们腿不能打弯，是一个级别的误解。

而这种人才支持的，自然也是教会。刘邦没了儒生，大臣们只是行为上不讲究；欧洲国王们没了教会，朝廷里可不止没有祭典、音乐，就连个会算数的都没了

至于各种典礼，包括葬礼，当然也是教会在一手包办。在丧葬仪式体现的重要性上，教会和早期的儒生也是一回事。

甚至，直接那礼、乐、书、数，对着教会一套，都能发现其中大部分职能是重合的。至于另外两个，倒是不明显。倒不是教士们不会很多偏远地方，都是极其危险的，想要传教，还真得有一身武艺。但这边的教会实在打不过蛮族部落，所以让这些事情，也没有什么存在感了。

这样看来，就能发现，教会其实就是个职能还没有分离的上古巫祝组织。虽然各方面的知识有了发展和变化，现在的社会再怎么说也比上古三代发达一些，但世俗政权的组织能力实在太拉胯，导致这些职能想分化，都分不出来，只能继续抱团，在教会框架里蹲着

这样解释下来，东方来的客人们就能听懂了。

实际上，基层教士也确实不止主持仪式，充当老师，也经常担任三老的角色。甚至在造反的时候，这些人都和中原的下层读书人一样，属于核心人才。郭康之前怀疑英格兰人没有组织能力，但那是英格兰的特例，而不是欧洲的共性在德意志地区乃至东欧，神父带头造反、带头打仗，都是再常见不过的事情了。现在，这种形势就正在酝酿，而且将来几百年还会层出不穷的。

这样一来，也就方便理解，为什么只是个采购原料的问题，教会却认为自己可以帮忙了。

罗马教会的教义，虽然在其他派别的人看来，属于非常异端的思想，但教会最重要的地方，反而不在这些教义，而在于它的组织。

王大喇嘛自己都很明白。早些年，郭康刚去教会，试图得到支持来搞研究的时候，王大喇嘛就给他讲过。

他告诉郭康，不要太在乎经义，那些东西大体了解下就行，作为战帅的孩子，未来的领导者，他应该关注更本质的东西。

信徒们在意的，是教会的各种公共服务当然，精神上的服务也是很重要的。但关键点，在于这些服务本身。你只要有个合理、能自洽的经就行，普通人其实并不会想太深，人家才不在意你具体讲的哪个经。

所谓教义，其实就是一种共同遵循的规则。它的最大作用，是建立一个跨越地域的共同信仰，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