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这种出身，“罗马教会”和君士坦丁堡的正教教会没有什么渊源。

那时候，在正教教会看来，他们这可能都超出异端了。张牧首整理教义，实际起到了正规化的效果，反而让“罗马教会”的理念更接近正教一些。最起码，把一些更离谱的、“大汗就是天兄的转世化身”之类的说法压下去了。真论起来，君堡教会还得谢谢人家呢

当然，即使如此，正教方面也就是发发牢骚，没有做什么。

东罗马的教会和罗马教廷不同，受皇帝和朝廷约束很大。虽然他们也颇具势力，拥有不少地产和忠实信徒，有时甚至能号召民众闹事，给皇帝施压，但这些终究都要依赖于各路政治势力，借助他们之间的博弈才行施展。正教教会本身，是没有罗马教廷那么大的独立行动能力的。

之前有段时间倒还好，因为一些大贵族和皇帝不和，大家经常需要拉拢教会，让他们有了一些讨价还价的能力。

但很可惜，到紫帐刚刚兴起的这会儿，东罗马已经没有多少拿得出手的、真正有家底的大贵族，教会自己的产业也很小了。

因为奥斯曼的频繁进攻，大贵族们要么破产，要么投敌。简而言之就是快被奥斯曼削藩削完了。

君堡教会当时甚至没工夫进行正式的谴责那会儿希腊官家们正在内斗，教会势力也深度卷入了其中，大家忙着内讧，也没心思管他们。

等紫帐汗国入主君士坦丁堡之后，“罗马教会”也不认为自己是重归正教会，或者两个教会合并。他们认为自己是来“接管”希腊教会的。

这倒不是因为他们排斥正教教会，当时“罗马教会”还是把自己归入正教的。但信仰归信仰，组织归组织，这是两回事。

“罗马教会”是紫帐汗国的官方组织，郭盖整顿汗廷官职，设立省、部之后，就始终是礼部直属，大牧首一般也挂个侍郎乃至尚书的职务。

而且，这并不是虚职。因为紫帐汗国文教水平不如中原，所以郭盖和张牧首等人一直在有意识地借助教会，进行教化和管理工作。比如现在，罗马尼亚地区各个农庄的“文职百户”，编制就是教会派出的，要负责相当多的文书和教育之类的职责。

在他们之，直到行省的牧首，都是官府的一部分，考核和升迁由吏部决定，监察则由中书省众长吏之一的邮驿尚书负责。

吏部那边用的是唐朝的老制度，而邮驿官员负责监察，既是汉代就有的习惯，也是东罗马自己摸索出来的经验。连邮驿尚书这个职位，都是罗马官职直接搬过来的。

虽然和紫帐其他官制一样，处处都是杂糅，但在这边很好用，一直延续到现在。连希腊人自己，真到掌管国家大事的时候，也觉得还是这套更好用。“罗马教会”的州府司祭巡察、神父坐堂定时轮换之类的制度，还是希腊太后引入的。

在这种情况下，罗马教会认为，自己就是官府。而君士坦丁堡的希腊教会，性质就不一样了。

从君士坦丁大帝接纳了这个教会开始，虽然朝廷一直对他们进行管理，但教会始终还是延续着自己的组织，只不过受到朝廷的重用，替朝廷打打下手，从来没有真正被收编过。

所以，这次来接管君士坦丁堡教会，其实是看得起他们。这可是给编制的事，等于从民间社团升级成正式的官员了。

这种好事，哪儿捡去其他人想要，官府还不给呢。

这件事在当时的君士坦丁堡教会，引起了激烈的争吵甚至分裂。层的牧首和高级教士们，大部分认同紫帐汗国的主张，认为现在也没什么选择余地。但很多中下层教士对此坚决反对，有些人是担心自己的辖区和权力会被剥夺，而更多人可能就单纯觉得，这些“教友”的教义太离谱了，没见过异端到这种程度的

由于这些下层教士，对众多希腊村社和城镇都很有影响。而且汗廷确实也需要一批传统意义的神学家，从事经义方面的工作比如例行和罗马教廷辩经。所以，最后，紫帐汗国和“罗马教会”也只能做出一些让步。

现在的君士坦丁堡是一个特设教区，下面还有各种寺庙和学院。希腊地区的一些神父和教士们，在编制，不是这些行省牧首区下属的官吏，而是君士坦丁教区各个修道院、研究院外派的专员。他们的教堂也不属于州府的堂区编制，算是君士坦丁教区派驻各地的联络站。通过这种方式，在双方都能接受的情况下，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

双方的矛盾，到郭康父亲这一代才弥合。当时奥斯曼试图冒险强攻君士坦丁堡，而教会是城里人中，抵抗最积极的一批。其他人有本事的话，改投奥斯曼，还能方便地再就业，但教士们改投那边，行业门槛就比较高了

在这之后，双方才安稳了一些。

而更大的问题是，如今紫帐内部还不止这两家。在北边，还有后来加入的第三个势力基辅教会。

早在罗斯受洗的时候，基辅就成了罗斯地区东正教的中心。君士坦丁堡牧首派来一批神职人员，建立了基辅都主教区。之后，罗斯地区的教务工作，都是由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