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世荣，名懋，字世荣，以字行，河北大名人，现在是色目人阿合马当权，为中书平章政事，后兼制国用使，即阿合马是忽必烈的首席理财师，世荣以贿赂进用，为大都榷茶运使，

他是阿合马的人，指斥刘秉忠策略失当，不应守战，而应野战。

现在元朝的政局态势很明显，皇帝忽必烈独掌军权，中书左宰相伯颜执掌相权，阿合马理财，汉人太保刘秉忠并无实权，御前听用的谋士而已。

问题是他近着御前，忽必烈很多事情都问他，听了他的话，阿合马对此严重不满。

阿合马颇具才干，他实行盐、铁官营和专卖，这对解决元初财政困难起了重大作用。他还严格检查各地衙门的钱粮收支情况，查其欺隐，追征了大量积欠，收归国库（注1）。汉臣王文统死后，阿合马继续推行王文统首倡的纸币制度，促进了商业发展和理财活动，增加了朝廷收入。

在阿合马看来，刘秉忠推行的“稳守反击”之策完全错误，元军以汉军守城，消耗掉明军进攻态势，再由蒙军转入进攻这种策略大有问题。

战争打的是钱粮，从大都及各地运送粮秣物资到黄河北岸前线，耗费巨大，这种完全是汉人的打法不合适本朝。

如果战事有利，阿合马也就算了，问题是钱粮用去，战场上拉胯，忽必烈还在不断地向后方要钱要粮，需索无度，阿合马无法忍受。

他管钱粮，供应不上，影响到军事，忽必烈会杀他的头！

同时，战争期间优先军事，阿合马想贪钱不容易，贪得多影响前线，忽必烈一样不会容忍。

阿合马自然不敢反忽必烈，就指使卢世荣出来与刘秉忠打对台，弹劾刘秉忠策略失当。

刘秉忠这人独得圣心，忽必烈几乎对他言听计从，众人妒忌，但刘秉忠聪明，理论滔滔，逻辑严密，想把他搞下台不容易。

因此来“文人相轻”，以文章来对文章，试图说服忽必烈。

在卢世荣的奏折中，他考古论今，认为参考匈奴留给后世北方游牧民族的最深教训是：和汉人军队作战，切忌不能在草原上筑城。

这一经验，成为后世北方草原所有游牧民族的“祖训”。

筑城就意味着定居，这样会让汉军找到目标，如此战场就从大跨度的机动作战变成了正常状态下的两军对垒。像这种正面交锋的战争模式，游牧民族基本没有一合之敌，连打成拉锯战的能力都没有。

所以呢，北方游牧民族遇到汉人精锐武装，尽量不要阵地战，否则必败无疑。

卢世荣引用了《旧唐书》上的记载：“……会李世绩引唐兵至，尘埃涨天，大度设惧，将其众自赤柯泺北走，世绩选摩下及突厥精骑六千自直道邀之，逾白道川，追及于青山。大度设走累日，至诺真水，勒兵还战，陈亘十里。“

“使五人为伍，一人执马，四人下马前战，战胜则授以马追奔”。

这事儿的起因是公元614年，由于东突厥的灭亡，北方草原上的薛延陀部趁势坐大，开始不断攻灭兼并草原上的其它部落，结果与唐朝爆发了战争。薛延陀的真珠可汗命令儿子大度设率三万名骑兵进逼长城，遭到李勣则率领的唐军拦截。

李勣就是隋唐英雄传中“徐茂功”的原型，战场上打出来的名声，有鬼神莫测之能，大度设自知不敌于是向北撤退，同时不断收拢沿途的部众。兵力达到五万人。

明知敌人人多势众，一身是胆的李勣亲自率领麾下唐军精锐骑兵部分突厥兵共计六千人抄近路拦截，在大青山追上了敌军，双方会战。

大度设的战阵横亘十里地，薛延陀军队的战术，和历史上的其它游牧民族不同，他们的战术是每五个人里就有一个负责看管马匹的仆从，剩下四个人是战士，他们下马使用弓箭作战，战胜就骑马追击，局势不利就立刻骑马撤退。

初时唐军作战不利，面对几万人的密集箭雨，冲锋的唐军骑兵一时人仰马翻，防护较轻的战马纷纷被射死，没有被射杀的骑兵也纷纷滚落马下。按照常规理解，唐军的第一波冲锋显然是失败了。

然而令薛延陀大军感到诧异的是。战场上残存的唐军尽管失去战马，但他们爬起来之后没有溃散，而是迅速转换成了步兵方阵，盾牌手在前，手持长槊的唐军在后，向着薛延陀军队猛冲，结果大破之，薛延陀三千多人在战场被杀，五万人选择做了俘虏。

事实证明，这个草原上强横一时的薛延陀，其军队的肉搏战斗力，面对训练有素、久经战阵的汉军，完全是不够看！

因此，面对正常状态下的汉家军队，北方诸族应该明白自身最重要、要时刻确保绝对不能有失的倚仗，便是转进如风的机动优势。在广袤无垠的草原上以机动灵活的游牧作战模式诱敌深入，不断骚扰消磨汉军的锐气，待到汉军精疲力竭时，方才有得胜之机。

即使不是草原作战，亦有方法制约汉军，卢世荣给出的例子就是三十年前宋人“端平入洛”之败，宋将赵葵率六万宋军出黄河南岸，试图收复三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