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李曾伯在军中与民间找找看，就找到了众多的人才，统统被他放到了合适的位置上，组建起一支能打的队伍来，这支队伍不断地增长中。

他是个老手，得到了皇帝的充分支持后，他知人善用，即使是庸才也有他们的位置，许多军官，他们或许不能管军，但能管理后勤，他们或许不能上阵，但带兵还是行的。

除此之外，李曾伯抉择兵员，通过比试，从原有军队中找到了相当一部队的士兵，再到民间招兵，曰“保家卫国，正当其时”

民间踊跃参加，三日即得三万军，当中不乏良家子的强壮之士。

加上选出的部队三万人，然后将军官、士兵编组，共得六万人，由皇帝授军号为玄甲军，军官皆穿玄甲，取的乃是唐太宗李世民的精锐军队，希望如唐朝玄甲军

资治通鉴有玄甲军的描写，为秦王世民选精锐千馀骑，皆皂衣玄甲，分为左右队，使秦叔宝、程知节、尉迟敬德、翟长孙分将之。每战，世民亲被玄甲帅之为前锋，乘机进击，所向无不摧破，敌人畏之。

大致意思就是李世民手下有支全穿黑甲的精锐骑兵，尉迟恭、程咬金等人，曾经当过这支军队的统帅，战斗时非常勇猛，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这支新军由桑元绍为总教头，以川军练兵术去训练他们，刀盾兵专练破锋八刀、枪兵则练二十四式疾雷枪法，从早练到晚，急就章，居然有所见效，士兵们轮起刀枪来也似模似样。

李曾伯素知兵，所至有治绩，称南渡后名臣，对于即将到来的鞑军入侵，他是全无惧色，当时朝中除了抵抗之外，还有人欲谈和，比如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的马天骥提议谈和，他狡猾地说派大臣与鞑军谈和，先稳住鞑军，然后召集军队消灭鞑军。

结果此议招致李曾伯的强烈反对，他说靖康时两帝也曾派人去金营谈和，结果如何

一句话说得诸人面红耳赤，再不敢有谈和之议。

除了找寻兵力，军队必须钱物供应，军费不足，李曾伯求见皇帝，老实不客气地道“臣是化缘来者”

理宗大笑，曰“卿忠心为国，朕岂可吝此阿堵物。”

遂出内帑三百万贯钱，其后妃共出百万贯钱，以助军用。

李曾伯得钱后，谓京中诸官、富户及百姓曰“陛下为国而花费巨大，臣亦不敢落后。”

他宣布，尽其所有，共得三万贯钱，全作军用。

李曾伯是个清官，三万贯钱是他的极限了。

有此君臣作表率，于是诸人一起捐资，充当军用。

各官共捐资超过三百万贯，当中右宰相丁大全捐了十万贯，其余相公也八万、五万贯的来捐，状况远远好过明末时李自成兵临北平时明朝官员的表现。

1644年春天，当李自成大兵压境时，崇祯皇帝号召大臣捐钱充作军饷，大臣装聋作哑，视如未见。

如内阁首辅魏藻德，位极人臣，相当于丁大全一样的角色，只捐了区区500两银，这点钱与其说是助资，还不如说是寒掺崇祯帝呢。

国丈周奎深受国恩，与国同休的人物，却只扣扣索索地挤出了一万两上交。崇祯对这个数字很不满意，命令再加一万。周奎这次说什么也不拿了，跑到宫里跟女儿周皇后哭穷，无奈的周皇后，拿出了自己的私房钱，给了他五千两，没想到周奎在中间吃了回扣，贪下二千两，只给崇祯三千两。

总共捐了一万三千两的周奎，害怕崇祯不依不饶，干脆叫人买了发霉的大米，对外宣称家中都把钱捐了，生活已经贫困不堪，家里只能吃霉米度日了。

其他明官也好不了多少，外戚们不肯利索掏钱，那底下的大臣们更是精明。

在京的大臣们班也不上了，纷纷撸起袖子，叫上仆人，涌上京城街头，开始摆地摊，公开叫卖自己家的东西。有的甚至在自家大门上挂起出售房屋的公告，真是“舍家为国”啊有的大臣看情形不对，跑路走人了，离开京城，避开这次捐款。

相比之下，宋朝官员表现突出，捐款大方，给力。

究其原因乃是宋朝厚禄养官，宋朝时期官员工资收入之丰，为历代之最。

北宋兴旺时，掌握实权的正一品官员的月收入，折合成人民币约为1283万元，年收入超过1500万元。

而唐朝一品官员的年收入是1726万元，到明朝就只有133万元了，差距显而易见。

比如范仲淹曾说“我官职不高，一年的俸禄却也有30万钱。一亩中等土质的田地，丰年可得一斛粟卖300钱，30万钱便是千亩田地一年之入。”

要知道要知道范仲淹当时只是一个七品小官

南宋初期，财政困难，岳飞的收入一年也有72万贯，年薪最少也得在500万元以上。

今朝武将中以孟之祥的收入最高，他从朝廷那里的收入合计过千万元，这是他的合法收入朝廷厚禄养你，你要是随便造反，真是忘恩负义了，其余武将虽然比他少，但也很多，文臣的收入同样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