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佑五年1090，正在杭州任知州的苏轼向中央呈送了一份状奏。在奏疏中，苏轼恳请“伏望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少赐详览，察臣所论西湖五不可废之状别赐臣度牒五十道更拨五十道价钱与臣，通成一百道。使臣得尽力毕志，半年之间，目见西湖复唐之旧”。

乍一看，这不过是一份苏轼向朝廷申请资金修建西湖的普通状奏，但有趣的是，苏轼在状奏中并非明确地请求拨款多少贯钱，而是向朝廷再求“度牒五十道”度牒明明是朝廷颁发给僧尼的身份凭证，苏轼怎么就不求钱款而求度牒

南北朝时，政府首度为僧尼们颁发合法性的身份凭证，即度牒。

在佛教的发源地印度，本身并没有度牒的说法。也没有诸如僧籍、寺籍一类的严格制度。

至李唐时期，度牒制度得以保留。安史之乱后，被破坏的生产力不足以支撑各地的经济，一些地方政府便动起了出售度牒的念头。因为拥有度牒的僧尼即可拥有免税权，寺院地主所有者，在寺院内以庄园的形式经营地产。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的手段，获得了相当于封建领地的收入形式。

不仅如此，寺院除了从事垦殖田圃外，也有从事商业、手工业、占卜等事业的。

这些经济活动并不是为了必要的寺院生活开销，而是以营利为目的经营行为。在统治者看来，已经发展到与自己争利的地步。因为此类活动不但不用缴税赋役，还减少了国家财政收入，到了唐代甚至有“天下十分财，而佛有七八”的诡异说法。

谁都想当僧侣道士，获得减税的权利，而彼时严重赤字的财政又推动税收节节攀高，朝廷财政无法支持，因此安史之乱爆发后，宰相杨国忠献策，不用耗费正库之物便能筹钱。于是让御史崔众去河东收钱度僧尼道士。结果，很快就得钱百万。

后来唐肃宗在彭原郡时因“军兴用度不足”，也通过贩卖度牒的方式来筹钱。

到了宋朝，度牒在人们眼中或许已不能被视作一种身份凭证将宋代的度牒视作一种官方发行的证券或许才更贴近现实，实际上就是硬通货。

在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 1101，度牒的价格飙升至每道二百二十贯，待南宋中后期，度牒的单价更是一度达到了一千两百贯。

北宋元祐年间，在经济发达的杭州为官的苏轼面对的也正是上述的那些异化的度牒。因为已经习惯了通过发行度牒来筹措地方赈灾资金，元祐四年1089江南一带爆发水灾后，杭州知州苏轼便向朝廷请求发行度牒以赈灾。朝廷也确实同意了苏轼等人的请求，向受灾的两浙和淮南各了三百道度牒。

南宋初期，岳飞等中兴四将也都靠朝廷给予他们贩卖度牒来筹措军费。

如今，对于四川军务，朝廷给予贩卖出度牒及会子共值一百万贯作为军费，诚意满满。

不过入川道路险阻，不能网络打款，得由朝廷派人通知四川方面，再加以操办，因此朝廷的恩惠，在过年前是无法落实到军人们的头上，在川军人们的过年，则按老规矩办。

涪陵军营里，一片张灯结彩，红彤彤的十分喜庆。

一切都按民俗来办，军人们在除夕吃“角子”来寄托自己的美好愿望，“角子”有点像现在的饺子；饮屠苏酒；用纸包火药做成爆竹；挂桃符；清洁神龛、厨灶；祭拜祖先；爆竹驱傩；食消夜果；守岁等等。

当然少不得是大吃大喝，自年二十九至年初三，天天都是美食，上的都是硬菜。

如年夜饭的菜式是酸菜焖扣肉、蒜蓉炒节瓜、芋头夹肉、酸梅鸭和小白菜，吃的是腊肠炒蛋饭。

当时涪陵县尉许才高年三十晚与县令王德榜过来陪大军长官喝饭，到得年初七时，许才高来军营公干，被留下来吃中饭，结果看到军营里伙食为海米肉丝青豆臊子面，配菜是咸萝卜炒蛋和粗油菜，还有馒头与油饼，就让他惊到了，再看看粉板上写出的本周菜式，更他大吃一惊

海米属于“海菜”，是昂贵的，结果用在兵营大兵的伙食里，无论官兵都有得吃。

虽说海米在臊子里不多，可海米就是海米，味道非常棒

本周的菜式，安排有酸笋肉臊子、排骨笋臊子、胡萝卜干肉臊、炸酱面臊子、什锦烩面臊等多种臊子，既可送饭也能下面，还有腊肉、腊鸭、酱油鸡、炸鱼等硬菜，哇噻，这伙食里的硬菜多啊。

他好奇地问陪同的军官贾化文道“你们的士兵真的能吃到这样的伙食吗”

贾化文笑而不语，即时拉了二个路过的士兵道“你们与这位许县尉分说分说。”

听许才高提出问题，士兵甲就说“有的，士兵们也能吃到这样的伙食，肉少一点，但臊子是经常有得吃的”

士兵乙说道“我们现在建有伙食委员会，能够监督伙食费的使用与提出伙食菜式了”

是的，孟之祥是山高皇帝远，他实行了伙食公开，即伙食费是多少，怎么使用，全部公开，经常更换菜式，接受军中官兵组成的伙食委员会的监督，确保每一个铜板都用在官兵们的伙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