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临安府一趟,回朝已经是形势大变,襄樊的军事失败影响非小
襄阳是一方重镇,未经战斗,即为蒙古所有,此事在荆襄乃至整个宋廷造成极大的震动。
再有汪世显是秦巩地区最大的武装势力,投降蒙古,为蒙古先锋,大举进攻南宋,断嘉陵江,进攻大安军陕西宁强西北,击溃思州贵州沿河、播州贵州遵义的田氏、杨氏援军苗军等,战功可怖,却是宋人的大劫
此时宋理宗肠子都悔青了,早知如此当初为什么不欣然接纳汪世显这一强大的势力呢,以致于落到如此结局。而接纳了他不光增强防守势力,而且秦、巩地区还能当做川陕防线的外围侧翼,战时至少可以起到掣肘蒙古军的作用,怎么看都是一个稳赚不赔的买卖。
可是南宋却完美地将拥有强大势力的汪世显化友为敌,白白地肥了蒙古坑了自己,这样的事情,实际上多之又多,从没有重用归正人辛苦弃疾,到天下第一的梨花枪落入蒙古,还有李虎逼反王旻、李伯渊归蒙赵官家一直在后悔,但一直死不改悔。
无论是端平入洛、赵范入襄、汪世显归蒙的推手都是左宰相郑清之,宋理宗渐渐回过昧来,该位左宰相貌似做不成事咧。
嘴炮砖家
光说不练
如此面对着官家怀疑的目光,郑清之也心萌求去之意。
端平三年1236年八月,“霖雨大风”的灾异出现,以天人感应,郑清之借机四次上疏请求辞职。
古代认为天能影响人事、预示灾祥,人的行为也能感应上天,当朝政违背了天意,不仁不义,天就会出现灾异进行谴责和警告;如果政通人和,天就会降下祥瑞以鼓励。
既然灾异发生,就要有人负责,皇帝不能下台,秉政大臣就要负责。
九月,祭祀时出现惊雷,郑清之更是极力辞职,三辞三不许,君臣来玩游戏,待郑清之上到第四份辞职奏折,理宗于是允许他以观文殿大学士、醴泉观使兼侍读之职罢相,但郑清之仍四次推辞,最终被改授为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就此罢相。
郑清之下台后,宋理宗属意崔与之为相,只是诏不来崔与之。
崔与之,1158年出生,字正子,广东增城人,于光宗绍熙四年1193年中进士,在1221年为四川制置命名,于嘉定十七年1224年,也就是理宗皇帝当皇帝那年辞官回乡他与史弥远合不来,道不同不相为谋,走也
他的名气极大,被称为岭南儒宗,所开创“菊坡学派”被称为岭南历史第一个学术流派,他的文学造诣非同小可,开岭南词之始,有“奥词之始”之称
宋理宗十分仰慕他,累诏其入朝为官,然而崔与之“八辞参知政事,十三辞右丞相”,最终没到临安府。
这时,参知政事兼知枢密院事乔行简见到了可乘之机,于是在他的党羽推动下,理宗就以乔行简为左宰相。
面对着鞑靼人的攻势,陈兵在边境线上,理宗一心想达成和议,以求苟安,不过他也知道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谈判桌上也将得不到。
启用史嵩之
诏史嵩之任淮西制置使兼沿江制置副使,速往前线督战,希望以战促和,由史嵩之这位能臣指挥打胜仗,迫使鞑靼人求和。
万万没想到史嵩之把制置司署设在远离战场的扬州,放弃了战略要地淮西,并力主和议,认为谈判好,宜早不宜晚。
要知道他向来力抗北虏,如今却一反常态高举谈判大旗,实在是人设掉地。
理宗十分郁闷“我是要你来指挥打仗的,你说要谈判,要你何用”
大臣们窥见理宗心态,于是争相弹劾史嵩之,接替诤臣洪咨夔任殿中侍御史的李宗勉严厉地批评史嵩之道“如果一位主将,整天以和字放在心上,势必处处退却,不敢向前,亦将遭来祸患。”
认为史嵩之畏敌如虎,坐失战机,不宜重用
这位李御史心忧国事,给朝廷上折子曰“欲保江南,先守江北”之策,又请理宗亟下哀痛之诏,倡议从简从俭,杜绝宫廷浮费。
起居舍人袁甫则大义灭亲“我与史嵩之是同乡,但却未曾瞭解他;然而史嵩之的父亲史弥忠,则与我是老朋友。史嵩之轻易说主和,史弥忠每次都会告戒他不要轻易说主和。现在朝廷甘心用父子不同心的人,我以为问题不只是史嵩之太轻易说主和,还在于朝廷也未免用人太轻易了。”
监察御史王遂更进一步,直斥道“史嵩之本不知兵,矜功自侈,谋身诡秘,欺君误国,留之在位一日,则有一日之忧。”
他们的折子上得不错,但理宗不待见他们。
这是孟之祥惹出来的话,他的“嘴炮”、“砖家”、“光说不练”、“你行你上啊”等口头禅被理宗知晓,因言之有理,理宗认为他们就是那些人,你行你上啊,只是说,没本事去干。
还是新任参知政事郑性之给理宗解释道“史嵩之任淮西制置使,淮西乃赵氏兄弟所在,经营日久,上下掣肘,史嵩之何能成事”
理宗恍然大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