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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制作二圣救苦丸好，这个很容易做，两份大黄用酒拌粉，蒸后晒干，混一份牙皂粉以水打稀糊丸，每丸如绿豆大，依病情轻重一次服五十至七十丸，以冷绿豆汤混下，药到病除。”

龚廷贤也是老医生了，年轻时攻读科举，后来随父行医云游四海，遍访中原二十年，学习不论远代医祖岐黄、宗仓、扁鹊，金元时期的名医刘、张、朱、李，遍访民间秘方、验方，医治内、妇、儿、外、五官诸疾得心应手。

起先北洋军府征召医师时他并未在意，科举没考上官员，也就没指望着靠医术进太医院。

但如今一经合作，老医师确实发现北洋军医有理念很新潮，哪怕只是只言片语与些许准备，可诸多理论还是像古代医方一样吸引着他。

最显著的特征就要算陈实功等北洋军医很固执的在找病因。

瘟疫，一直以来是很难找到病因的，人们根据天气变化、世事环境总结出一套可能会发生瘟疫的标准，诸如大旱之后有大疫、大灾之后有大疫、大军之后有大疫，但没有人去深究病是怎么来的，尽管早代先贤已认识到在人肉眼可查的世界之下，还有更小的微观世界，但那与医学无关。

历史上世界最早认识到病原且将瘟疫系统辨证论治的人在这一年才刚满周岁，是南直隶苏州府吴县东山人，他叫吴有性。

而在此之前，龚廷贤的二圣救苦丸与吴有性之达原饮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更为简陋，这个药很有意思，也带着一贯的明确目的，把瘟疫想象成一种时行之气也就是反常气候携带让人生病的原因，反常气候中人体内正气少，被邪气侵入，因此致病。

龚廷贤的方法就一个目的别管你邪气是从哪儿来，我把它从你体内干出来就得了。

陈实功在找病因、找对症，龚廷贤五六十粒药下去，体内的邪气发汗排出来、胃里的催吐排出来、腹中的大小便排出来，就依靠这么个简单的原理，把轻症患者体内来不及恶化的病毒排出来，剩下一点点排不出来的就靠免疫力干掉它，所以多有药到病除的。

但你问龚廷贤这病是什么原因，龚廷贤不知道，他只知道这个时候治病救人，比寻找什么原因重要得多。

陈实功的治疗方法则是另外一种方向，他不但要治病，还要肩负起州县长官的使命，他要治病救人，也要使用官府权力大搞隔离、检疫，还必须要寻找到致病原因、传染原因，以防更大规模的传染。

这是传统医师从未涉猎的方向。

这对他来说太难了，即使经受东洋军府熏陶，内心十分确信关于病菌存在，有超人一等的阅历见识，也太难了。

因为这不单涉及医学，更多的是城市管理与公共卫生，只有回到大明才知道亚洲人民究竟生存在何等的水深火热之中在一个拍脑袋东一榔头西一榔头的大帅带领下，几名没有地方任职经验的二把刀县官，在没有地方成熟佐吏的辅佐下，依靠天下最强大的暴力集团，苦心经营着几座管辖超十万人口的大县。

这么一个组合如果在大明腹地，当地百姓怕是早就揭竿而起了。

只有亚洲人民，非但不觉得他们治理水平差劲，反而觉得非常好，了不起。

那与他们优秀与否无关，完全是因为亚洲人民有见识，他们见过更差劲的。

陈实功至通州的第三天，总医官行营确定了两件事，首先是青霉对此次瘟疫有一定效果，七名被注射青霉的患者有一例在注射后快速死亡，余下六例皆有所好转，其中两人轻症患者已经好转，余下四人的口渴症状也所有缓解。

但死亡的那一例患者让陈实功非常担心，其表现出的症状完全不像大头瘟重症而死，反倒让他觉得觉得像是陈帅口中的治病良药将他杀死一般。

而第二件事，则是他养在木笼中的小兔们产生症状，不论饮水来自城内还是城外，饮用生水的几只兔子都表现出急躁、口渴的症状，而饮用熟水的兔子则不论城内还是城外都没其他影响，耷拉着眼儿在笼里蜷着。

好消息是只在通州城范围内，河流沿线的观察所则不论生水还是熟水兔子都无异状。

“总医官在想什么”

军帐中来自身后的声音打断陈实功的思考，回过头是背负药箱揣手站在帐门前的龚廷贤，头上同样戴着北洋军医的头盔，口罩下白花花的胡子用囊袋装着挂钩挂在耳朵上，笑眯眯。

“龚前辈有事”

陈实功不知道他不经意间露出的理论对一名年过半年的老医师有多大的冲击力，对龚廷贤他是十分敬佩的，二圣救苦丸确实做到了它的名字，在城中救治了不少百姓。

尽管那些药丸并不清楚这场瘟疫的病原，但它简单、有效。

那些被医治过的病人只要发了汗，在家躺着不再出门，便再无后顾之忧，所用药物也比需十几味药的普济消毒饮更容易取材，已成为这场通州保卫战中立功最大的药物，每个医户队都大量携带，只要看见还没发展到口渴急躁的患者，便首选这一味药。

“我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