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的中国，肯定是没有反垄断法的，甚至都没有反不正当竞争法。

前者要20年后才立，后者也要等四五年。

不过，关于“垄断”、“不正当竞争”这些国际贸易中可能涉及的概念，国内的司法实践领域也已经有所涉及，而且更多的时候是靠一些临时性的政策办法档案来处理。

米娜在国内做生意也做得不小了，从自家当初的酒厂，到红牛到佳得乐到肯德基，所以米娜对于国内的相关常识，还是有所了解的。

她又不是花瓶。

她只是对美国人这边的行情，不是很懂。

顾骜就给她解释“我们中国人，经常把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这两事儿，混为一谈。比如亏本倾销、恶意低价佔领市场再抬价，咱中国人就觉得这事儿好像既违反了反垄断，也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好像一犯都犯。

但是在美国，压根儿就没有专门的反不正当竞争独立立法，人家对不正当竞争的管理，只是反垄断的一部分，一种表现形式。

在70年代科技企业大规模兴起之前，这两个是差不多的，没必要区分太细。不过70年代，随着芝大那批狗币经济学者崛起，鼓吹科技行业的天然垄断与垄断促进科技创新，美国人在这方面的评判，出现了分化。

对于反不正当竞争，他们管的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事儿，你倾销了，满足了那些陷害对手的条款了，你就算不正当竞争。

可是否垄断，评判的不再是你害没害对手，而是看你害没害消费者。换句话说，你就算倾销了，逼死了对手，甚至市场佔有率都100了，但你只要倾销逼死对手后，没有趁着天下已经是我独佔的了，重新涨价涨回来对消费者作威作福，而是继续永远低价下去，消费者买到的东西没贵，质量也没下降，消费者有实惠，你就不算垄断。

而我们中国，目前在这方面的经济立法，还是学的美国70年代以前的老派思维，我们重视的是企业和企业之间有没有超限的挖坑下套，而不是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权益。”

这番话，外行法盲听起来可能有些累，但米娜是稍微懂点行的，所以马上就理解了。

说句便于后世人理解的、略微有点近似的例子解说一下。

比如201x年的哔哔打车，你抢市场的时候那肯定是亏本补贴、恶意倾销，这没跑了。

但是按照新的反垄断法，这事儿不能马上治他的罪。

因为你还不知道他靠恶意补贴战乾死其他竞争对手后，会不会坑害消费者。

他要是不害消费者，只害对手，甚至杀对手对消费者是有利的，那么对于逃过反垄断制裁就有很多加分。

可是，如果杀完对手之后，真的开始猛涨管理费，打车比原先旧的线下出租车时代还贵了，大家怨声载道，这时候你才能说他确实当年卑鄙无耻，违反了反垄断。

这是传统“反不正当竞争”的b2b思维，和后来的“反垄断”b2c思维的最大差距。

一个关心弱势经营者有没有被坑，而另一个不管弱势经营者的死活，只管最终消费者有么有被坑。

当然了，也不是说“反垄断”管得就比“反不正当竞争”宽或者窄，只能说这两个思路各有交叉重叠、也各有额外补充。

商业现实当中，坑了对手却没坑消费者的情况，跟坑了消费者却没坑对手的情况，都是存在的。

具体到香积电、天鲲和苹果这个争端上，如果按照米娜熟悉的“中式只反不正当竞争、不反真垄断”的思路来处断，天鲲和香积电其实是相对容易逃脱违法责任的，到时候只要承担违约责任好了。

违约可比违法轻得多。

理由也正如刚才米娜提到的首先，摩托罗拉的cu，在市面上并没有垄断地位，英特尔就比它牛逼，市场佔有率也更高。德州仪器都还没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其他还有好几家名义上有竞争力的同行。

而香积电在加工能力和工艺技术方面，也还略逊于曰本人的nec、东芝，只是跟富士通并驾齐驱。

你要说香积电这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产业链上下游延伸优势、不正当陷害苹果”，这是怎么都说不通的。

老子哪来的“市场支配地位”你特么联邦法院瞎啊

可是，换到“是否侵害消费者选择权，限制了消费者得到的服务的价格、质量、功能多样性”这个鑒别角度，如果真的抓住天鲲、王安、香积电三家联手的证据，苹果是真有把握从顾骜身上撕咬下一大块肉来的。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后世在亚马逊上面，亚马逊又有b2c的电商业务，也有c2c的电商业务。

当时，杰夫贝佐斯这个没节操的家伙，可没少干“看c2c的平台商家什么东西卖得火，我们自己的第一方自营也在不抄袭不侵犯智慧财产权、只打擦边球的情况下，做山寨品去卖”的事儿。而且作为亚马逊的平台方，人家手握搜索结果排序权和广告分配权，想让亲儿子抢乾儿子的生意还不是分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