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很美好，现实很骨感。

翁明理嗯，也就是那个被顾驰勉为其难称作“翁叔”的家伙第二天到了生产队，就想兜售他那套“捏得越久越值钱”的理论。

无奈，其他队员并没有他这种多年与国家斗争的经验和眼光，对他的说法不屑一顾。

今年，是“生产队”这种组织形态大规模存在的最后一年。因为“社队企业”就是在今年改名叫“乡镇企业”的，各地的生产队，也会陆续按步骤改名叫“小组”，只不过改名的工作量比较大，上面给的期限是年底之前陆续改完，留了点过渡的缓冲期。

以后再发的户口簿身份证上，写的就都是“某某村某某组”了。

具体的对应关系，大致是公社相当于乡，大队相当于村，队相当于小组。

有支书的最低一级是大队，也就是村。而队组里就只有正副队长，没有枢机了。当然会计、出纳这些基层工作人员还是有的，不过这些不算干部，也没有级别。

为了推销自己的理念，翁明理优先找了生产队的队长。

“吴队长，我看昨儿个村口贴的征地勘察通知不靠谱嘛。我特地找人问了一下，听说还要建无尘车间，工人进出都很麻烦，这摆明了是要搞自动化的，解决不了村里多少人就业。

而且我看了通知上，那厂子也用不了整个村的地皮，最多占一个组搞成园区和宿舍，其他还是要等市里未来规划的。不如咱捏着再等两年，说不定以后更值钱。”

然而，吴队长还没说话呢，旁边的生产队出纳、一个中年妇女就怼了他“姓翁的你算什么东西你又不是本村土生土长的村民十几年前犯错误插过来的、还要分队里的地，你还好意思指手画脚”

人口密集的省份，农村本来就是人多地少，所以当年对于插队的知青来混饭吃就已经有些意见了，对于那些故意犯错误丢掉工人身份、惩罚性成为农民的，那就更没好眼色了。因此这些年来，本地土生土长的淳朴农民，也是挺看不起翁明理这种人的。

大伙儿也知道，当初他就是为了抗拒去三线，故意犯错误被开除、骗取农民身份的。这年头大部分淳朴农民思想觉悟很高，自然要鄙夷这种行径。

当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个翁明理在队里属于比较有钱刁钻的能人，淳朴的村民嫉妒他，那也是有的今年国家彻底放开了乡镇企业的管制，可以地方上自由发展，只要集体本身说了算就好，所以其实乡镇企业是84年国内路子最野、最有活力的一类经济体之一，仅次于个体户。

打个比方，国企也好、城市里的全民办集体也好，如今发奖金、搞激励还是比较收敛的，不好推崇狼性，也不好唯业绩论。可是在很多批了乡镇企业外皮的企业里，就不存在这些顾虑了。

比如鲁爷的万向集团，如今就还只是个乡镇企业性质的承包企业，人家的销售激励就非常有体系。

在其他国企、全民办集体的销售部门还跟采购部门统合在一起、叫“供销科”、坐在办公室里等订单从天上掉下来的时代。万向的销售部门已经独立出来了，跟采购划清界限，然后跑市场的激励非常丰富，提成制度也都敢实施，销售员一个个打了鸡血一样。

翁明理这个村子，今年也顺势搞了个村办企业。

在吴越之地，农民也是脑子比较活的，所以自留地肯定不会拿来种粮食，连自家吃的蔬菜也很少种，大多喜欢根据市场行情种经济作物，看什么卖得贵种什么，宁可菜不够吃再花钱买

这也没什么稀奇，明朝的时候吴越农村就这么干了，人家不讲究“自己吃的一定要自己种”，只讲究种贵的卖出去、要吃啥再花钱买，商品经济自古很发达。无非是计划经济几十年，反而比古代保守了。

翁明理所在的这个村办企业，是做炒货坚果加工的，核桃香榧笋干什么的都做，偶尔也炒茶叶，算是专业比较对口了，把本村村民自留地产出的的副产品深加工一下，好卖得更贵一些、同时也便于储存远销。

而翁明理因为本来就是脑袋系在裤腰带上、犯惯了错误虱多不痒的人，颇有几分混不吝的胆子。所以村里的炒货厂一开张，他就去应聘了跑业务的，本市临市各地供销社乱跑、给人递烟递酒拉业务关系打开销路，赚了村企不少销售提成。

至于分配给他家承包的地、要上缴的粮食份额，当然是再花钱雇个邻居来种了。

这样的人当然是被其他老实巴交的村民嫉妒在心了，觉得他就是个刁钻之徒，当年就不响应国家号召，钻了15年的空子还不消停。

今天来挑唆吴队长，肯定又是想拿队里的利益为他个人谋好处、把大伙儿当枪使了。

翁明理讨了个没趣，幸亏他脸皮厚，依然变着法儿劝说“吴队长，我这可是为了大家好”

吴队长也听了副队长和会计、出纳的劝说，对翁明理冷冷地说“你省省吧，谁不知道你是拿着跑业务的提成拿爽了，不在乎外资企业进厂招工的名额

队里其他乡亲们可在乎。我昨天晚上接到刘支书上门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