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安全相对轻松的工程都被大明百姓们内部消化了。

至于种地这种事情，因为种地得到的收入没有做工挣到的钱多，已经有很多人开始放弃种地，转而跟着各个工程去做工。

朝廷上面也乐得见到这种局面。

大量的百姓跑去做工之后，接着就是空出来大量的土地以供分配，并没有出现崇祯皇帝当初设想的没有人种地等等情况，反而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住了某种平衡。

除了一定程度上的物价上涨。

因为种地的人少了，粮食虽然还是那么多，但是因为需要购买粮食的人更多了，所以粮食的价格不可避免的开始上扬。

粮价的上涨带来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工坊的用工成本增加，随即又将之转嫁到了商品销售环节上面。

物价上涨其实无所谓，中极殿方面早就已经推演了这种情况的发生，因为大明并不存在什么市场经济，所以一切都还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唯一让崇祯皇帝和朝堂大佬们头疼的还是教育。

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吧，崇祯五年到崇祯三十年之间，社学的教材更换了十次，县学、州学的教材更换了十次，大学的教材更换了三次。

原因很简单，大明皇家学院的那些大佬们结合着自己的研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定理定律之类的玩意，全部冠上了“崇祯定理”、“崇祯定律”一类的名头，然后写入了教材。

几乎每年都在推陈出新的定理定律让礼部的大佬们一把一把的薅头发。

这些定理定律既然出现了，以往的教材就得改，但是怎么改该让什么年龄段的接受什么内容

摸着石头过河，付出的代价就是教材三两年就要重修一次。

年纪轻轻的倪元璐已经头发斑白，礼部加上皇家学院和京城大学的那些教授们，几乎都是痛，并快乐着。

崇祯皇帝则是一边拒绝着各种定理定律前面冠上崇祯两个字，一面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人类哲学导师王境泽先生的真香定律。

再然后，礼部开始为了社学而头疼。

不是担心社学的修建经费，在这个问题上户部难得的和崇祯皇帝达成了一致，从来就没有卡过预算。

真正让人头疼的还是教员。

京城大学毕业的那些学生基本上都被其他的各所大学瓜分，根本就抽不出多余的人手来分配到州学和县学。

而且原本的那些秀才、举人显然已经没办法再在社学里面执教，因为他们教的内容已经跟不上教材的内容，更跟不上考试的内容。

最终的结果就是学堂有了，生源有了，教员不足了。

穿越过来的平头哥别的不太在乎，甚至于大明会不会有一天被自己的子孙后代败掉都不太在乎，反正现在的底子已经给他们打下了，就算是败了，肉也是烂在锅里了。

崇祯皇帝在乎的是教育，就像是后世说的那样，再穷不能穷教育，崇祯皇帝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对于教育的看重。

自崇祯五年开始至今，除去国库源源不断的拨款之外，崇祯皇帝的内帑已经往教育方面补贴了近万万两白银，换算成后世的财政，几乎就是几百个亿扔在了教育上面。

而大明的百姓也很认同这一点。

百姓们没有傻子，谁要真认为百姓们傻，那才是真正的傻子。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些简单直白的劝学名言，早几百年就已经出现在了中原堂口。

谁傻啊，现在的大明从军是第一选择没错，可是从军已经不仅仅要求是身家清白没有案底那么简单，早在崇祯二十年的时候就已经要求从军者必须是从县学毕业。

这简直就是开天辟地头一遭，历史上还从来没听说哪个朝代有这种要求，然而在大明就这么堂而皇之的出现了，出现的是那么合情合理合法

抛开从军的强制性要求之后，无论是从政还是从商，或者是进入官方做一些小吏，同样都对学问方面有要求，有学问的一切好商量，没学问的该干嘛干嘛去，愿意种地也行，乐意经商也行，乐意移民到海外也行，反正从军从政是没指望了。

更别提人人都艳羡的大学，招生的最基本条件就是通过了州学的考试，之后才有机会进入大学读书。

读书能够改变命运，实打实的好处就在面前摆着，就算是没有那些劝学名言，那些一点儿也不傻的百姓们自然乐意让孩子去读书，哪怕是自己拿钱都乐意，更别提还有各种各样的补贴了。

供孩子读书几乎就是刻在中原堂口骨头里的本能，改不了。

如果将中原所有的堂口都拉出来对比一下，除了螨清和蒙元这两个朝代没办法说之外，剩下的有一个算一个，几乎都是如此。

看谁都是战五渣，看人家好的就想拿来学习学习然后变成自己的，敢说反对的就埋土里去，历代王朝几乎都一个鸟样，根本就没什么进步。

几千年的历史给中原堂口带来最宝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