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再去找韩相公谈心，最后才把两个人拉到官家面前让他们敞开天窗说亮话。

去找老王的时候没有问太明显，就是先从家常话开始，为了避免尴尬还特意拽上了旬假回家的王小雱。

三个人乱七八糟的说了半晌，老王实在没空和太子殿下继续聊天，于是恭恭敬敬的将人哄走，第二天直接写了个札子让他自己读。

小金大腿写信的时候抄了一份随信寄到登州，试图让他的小伙伴也感受一下老王的洗礼。

苏景殊：……

工具人王小雱都看不下去了。

太子殿下也是，哪儿有上来就问大宋乱成这样怎么还能维持百年国祚的？

得亏他是当朝太子，换个人问出这么个问题都得被下大狱。

赵顼：紧张，脑子不听使唤，嘴也不听使唤，实在控制不住啊。

太子殿下的意思很明显，老王那么聪明的人当然不会察觉不到，札子里看着像是回答太子殿下胡乱问出来的问题，其实是在解释他为什么觉得推行新政能拯救大宋。

札子最开始先轻飘飘的写了大宋建国百年为什么平安无事，额，这俩人也真是的，大宋开国以来有过安生日子吗？这能叫百年平安无事？

深呼吸，太子殿下说他当时脑子抽了，看在他勇于承认的份儿上原谅他。

问题是太子殿下脑子抽了说出的话离谱，老王你就惯着他顺着往下说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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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相公像模像样的解释了大宋开国百年安稳无事的原因，然后笔锋一转说现在内忧外患问题出在哪里。

朝堂很乱，最乱的是财政，财权牵一发动全身，制度不合理只能越来越乱。

大宋开国时战事不断，太祖皇帝打了那么多年的仗，还要应对来自北方辽国的威胁，没有足够的赋税根本撑不起庞大的军费开支。

开国时很多政策都继承唐朝，赋税制度也不例外，地方收完税留下他们用的那一部分，剩下的全部上交中央。

只是虽然朝廷明确规定地方留下自用后剩下的钱再上交中央，具体该交多少却没有规定，这就给地方官员留了钻空子的机会。

直到真宗年间大宋和辽国签订澶渊之盟，许是为了筹集赔款，也可能是为了别的，总之就是朝廷把那个漏洞给堵上了，从此地方交给中央的税收都有了一个固定的额度，在这个额度下地方不能再上下其手。

朝廷的所有政策都有缘由，鉴于补漏洞就在澶渊之盟签订之后，苏景殊合理怀疑就是为了筹集赔款才这么干。

财政，啧，剪不断理还乱，他们王相公这是“虽千万人吾往矣”，明知道阻力山大也要咬着牙往前走。

为什么仁宗皇帝那么优柔寡断都能任用范文正公等人推行新政？因为再不动弹大宋就要无了。

真宗年间天灾比较少，澶渊之盟签订后北方战事也消停了下来，那些年的大宋勉强称得上是太平无事，不少州县上交完中央的那部分后还能留下好几年的预算储备。

地方有余粮余钱证明地方官治理的好，很多官员主动将多出来的那部分运到京城，与此同时也衍生出地方的钱不够地方官还没要往京城运粮运钱的情况。

到了仁宗年间，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北方和西北边境都不稳定也就算了，水旱蝗灾也轮流出现。

打仗要钱，赈济灾民也要钱，国库的存银不够花，朝廷被迫开始大规模增加税收来支撑边境战事和赈灾，也就在那时候民间开始“盗贼一年多如一年，一伙强于一伙”。

仁宗至和年间之后战火渐熄，可之前为了对抗辽国和西夏扩充出来的近百万军队不是说没就没的，裁军两个字说起来简单，被裁撤的那些士兵怎么安置？大宋还经得起大刀阔斧的折腾吗？

在庆历年间范文正公推行新政之前，朝臣大部分都觉得或许能挣扎挣扎，可庆历新政的失败让他们实在不敢再有大动作，老王回京之前，政事堂的总体方针就是节流节流再节流。

前些年打仗加赈灾花了太多钱，遭灾的地方也需要休养生息，地方财政过度透支，中央不能再从地方要东西。

苏景殊在京城的时候听包大人说过，仁宗皇帝去世前那几年国库年年赤字，但是再加上地方自留的那些，总体还是入大于出的，只是为了地方能留足银子让百姓少点压力，皇帝宁肯中央赤字也不肯让地方将多出来的那些钱上交到京城。

怎么说呢，虽然仁宗皇帝身上有各种各样的缺点，但是某些时候还真不能说他干的不好。

朝中绝大部分读书人都认为天下之财有定数，钱不在官便在民，官府的钱有盈余就意味着百姓手里的钱变少，从百姓手里抢钱那叫不要脸，是纯纯的暴虐之举，所以国库没钱也不想法子增加收入，而是走节流的路子来让账本看上去不那么难看。

不过老王的观点和那绝大部分人背道而驰，之前也说过，他不觉得天下之财有定数，钱不是省出来的，光节流解决不了问题。

札子洋洋洒洒写了近万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