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昌二年四月，辽东各地陆续进入春耕。

抚顺等地马市也开始恢复，浑河战事结束已经半年，辽东各项秩序渐渐恢复，叶赫蒙古等地的马商出现在抚顺等地，向开原官民贩卖马匹。

有明一代，朝廷十分重视马政建设，为得到优良战马，朝廷在民间建立了代官养马的制度。明初战事频繁，这种制度无法解决战马奇缺的局面，于是就有了朝贡贸易。

明代对少数民族多采取招抚政策，凡来朝贡马匹者，皆给予重赏。

因此辽东各部族朝贡马匹者络绎不绝。

朝廷为方便建州、海西等部落交易马匹，特在开原、抚顺、清河等地设立马市，并设有专门管理马市的马市官。

万历四十七年开原血战，卫所、兵备道、马市等朝廷机构被一扫而空。

发展骑兵需要战马，运输物资需要杂马，目前五千战马只够骑兵营骑用。

周围马市恢复后，开原便能获得更多马匹，同时加强开原与周边外番的联系。

开原城中储藏的粮食和布匹源源不断运送出去，与蒙古、叶赫部落交易，换成各类战马。

按照战马品质划分，可分为上上马、上马、中马、下马、马驹五种。

萨尔浒大战之前，蒙古人卖给建州的战马，往往都是上马，卖给明朝的，则是下马。

当然，辽东市马官都是把下马按照上马价格向朝廷要钱的。

刘招孙直接废除了马市机构，让民政部门直接负责战马交易，骑兵营与中军卫队派人监督，杜绝了贪污受贿的可能。

万历中后期，辽东地区马价大致如下上上马值米八石，丝绸八匹，上马值米五石，丝绸五匹，中马三石，下马一石。

浑河血战与圈地运动缴获粮草布匹堆积成山。

平辽侯在军费投入上从不吝啬，为了吸纳更多的优良战马，也为了加强开原与周边外番商人的贸易联系，这次购买战马，开原方面给出的价格比市场价稍高。

所有前往开原、抚顺、清河、宽甸等地贸易的外番商人，交易期间食宿费用全由当地官员负责。

在多重让利措施的刺激下，辽东周边各外番马商都纷纷将自己最优质的战马带到马市上和开原交易。

朝鲜新义州的马商，将大宛马等名贵品种，走私贩卖到鸭绿江对岸的宽甸。

驻守宽甸的袁崇焕胆子向来够肥，对这些铤而走险的朝鲜马贩子们来者不拒。

历史上朝鲜一直为大明供给战马。

明初，大量缺马的朱元璋效仿元朝，利用其附属国的关系，三番五次派使臣去朝鲜索要马匹。

后来的成祖更是变本加厉，直到景泰元年才结束。

据统计，朝鲜半岛累计为明朝七万多马匹，当然，这些交易大都是和买进行和买公平公正两厢情愿的交易。

以刘招孙当前的实力，当然不可能从朝鲜大规模贱买马匹，不过其他外番供应战马已经足够骑兵营扩张之用。

到四月底，民政部门与科尔沁、土默特、朵颜、叶赫等部落交易各类战马共计八千匹。

其中上上马、上马两千匹，中马三千匹，下马与马驹三千匹。

开原与外番各部贸易的原则是，务使开原有利，而夷人不亏。

购入战马的同时，骑兵营的扩张也在同步进行。

辽民临近外番，骑术精湛者不在少数，投靠开原的数万流民中，遴选出会骑马的一千二百人，编入骑兵营，加上部分投靠而来的蒙古牧民，骑兵营新增骑兵两千，总兵力超过四千骑。

以平辽侯现在的财力，长期养活这四千精骑，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不知是不是因为前几次大战太过惨烈，刘招孙总觉得他的兵太少，哪怕财力不济，骑兵营和战兵营扩张也还在继续。

康应乾对这种穷兵黩武的做法，很不赞同。

康监军惊讶的发现，仓库中储备的布匹已经被民政官员们搬空，全被他们换成了战马和骡子。

更让康应乾恼怒的是，粮仓数十万石粮食，被“辽东贸易公司”一车车贩运到蒙古、叶赫、朝鲜，以及蓟镇的满桂，换成了人参、貂皮、松子、木耳、东珠，一车车运回来。

商务司官员信誓旦旦保证，他们已经打通了浙江福建的商路，把这些货物运到南方，换成蔗糖、茶叶、丝绸，瓷器，至少有五倍的利润。

康应乾对这些南货贸易了解不多，泰昌皇帝赏给刘总兵的六十万两银子，早就被这个败家子挥霍一空，据说单是给朝鲜三岛建造大船招募水师，就花了五万多两。

战兵营、骑兵营、水师、情报局，朝鲜矿场，各个地方都要花钱。

刘总兵那七八十万两银子早已所剩无几，照这个扩张速度，只要两月，战兵的月饷都要发不下去。

其他人不管钱，只管花钱。

乔一琦宋应星几个，现在对刘总兵唯命是从，生怕开原扩张还不够迅速。

茅元仪带着工坊众工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