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学搞出来的参务制度，就是属于这种一把手掌管大局，其他人分管不同事务的制度。

主要是因为他不愿意放权，想要进一步集中皇权，但是有分身乏术，精力有限不可能把所有事都亲自处理。

最终才参考了明王朝的内阁制度以及清王朝的军机处制度，再加上后世近现代国家的一些制度，最终搞出来了这个参务制度。

其核心原则就是集中皇权，而不是其他什么东西。

大楚帝国的中枢机构是如此的，后续设立省级巡抚衙门的时候也是一定程度上参考了中枢的参务制度，进而建立起来了很特殊的分管制度。

即巡抚掌管大方向，统管所有行政事务，而下头一群下属分管一摊子不同的事务，并赋予巡抚调整下属分管事务范围的权力。

当然了，这也仅仅是一部分，为了防止地方主官搞一言堂，一些战略发展事情是要举行分管会议，需要超过半数的分管官员签名联署才具备法律效应。

也就是说，哪怕是一把手也没办法搞一言堂的，如果无法获得下属的支持也无法开展工作，人家分管官员不给你签字联署，就算你是巡抚，你啥也干不了

同时这些分管官员的任命权都是掌握在上级官府手中，而不是巡抚手中。

巡抚有的，是调整分管权限，看你不顺眼就让你去负责垃圾事务，重视你就让去负责重要事务。

但是，巡抚无权撤职麾下的分管官员，顶多就是给上头提个建议，但是上头听不听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如此诸多种种，罗志学都是为了一边给巡抚足够的权限，又防止巡抚搞一言堂，成为地方上的土皇帝，搞什么封疆大吏那一套。

而这些，本质上依旧是为了中央集权，而中央集权是为了皇权的集中。

因为巡抚衙门里各分管人员，即参议以上官员的任免，都是需要京畿决定，也就是罗志学决定。

别说巡抚了，就算是吏务部也没这个权限。

当然了，实际操作中，从三品的参议的任免，除了少数特殊情况外，罗志学一般充分放权给吏务部就是了，会让他们递交候选人自己再挑选罗志学主要掌管的还是各省巡抚以及布政使的人选任免。

后来，这一套巡抚衙门里的分管制度进一步往下推行，在府级、州级以及县级乃至镇级衙门上得到了全面的贯彻。

而经过二十多年的演变后，从京畿再到省、府、州、县、镇，大楚帝国已经形成了一个有别于传统封建王朝的政治制度，即分管制度。

在这一套制度里，基本模式都差不多，那就是一把手掌管大方向，通过人事任免，财政等大权来实现自己的战略意图，但是很少会亲自下场参与某件事务。

一把手亲自下场不是说没有，但是很少出现

因为这样往往意味着地方主官对局势掌控的全面失控你一个地方主官连手下人都管不住，就这点政治手段，还谈啥代天子牧民啊，上头往往直接把你给换了

别说地方官员了，就算是这套制度的开创者罗志学，他自己都很少这么干。

真这么干的时候要么是无伤大雅的小事，要么是万众一心的事，要么就是需要罗志学独断决定战略方向，容不得任何反对声音的时候。

但是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哪怕是关乎一些帝国战略的事务上，罗志学也不会轻易的亲自下场。

他都是通过某些臣子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意图的。

至于说找不到适合的臣子他会直接换个适合的臣子

这也是参务大臣没有品级，无定员，无固定办公场所的缘故，更是地方上有分管决议，政令需要过半分管官员联名签署，但是中央政令却不需要参务大臣联署的缘故。

京畿的参务制度和地方上的分管制度，看似差不多，但实际上差别很大，而抛开皇权集中这一点外，其他方面还是差不多的。

这一系列的地方分管制度，在大楚帝国上执行了将近二十年，早已经深入人心，并且形成了一系列明文规章制度，还有一些不为外人所道的潜规则。

比如说一省的经济民生事务，由布政使分管，巡抚把握大方向即可。

但是广州城的省巡抚衙门里，唐天贵却是挑战了这种潜规则，以巡抚之尊亲自下场参与东城工业区事务。

程永峰作为一个混过好多年京畿中枢的人，其政治觉悟不低，一眼就看出来了这种不正常。

而他知道，肯定还会有其他人看出来这种不正常

尤其是隔壁那些虎视眈眈的督察御史们

他们绝对不会放过弹劾一个新任巡抚的机会，就算拉不下来，也要让唐天贵这个新巡抚知道他们督察御的厉害

除了督察院那边可以利用外，巡抚衙门里的那几个从三品的参议们还有下头正四品的厅长、知府们也可以找几个突破口。

而环视一圈后，他把目光放在了农林厅上

不为别的，农林厅副厅长昔日是他在秘书处里的下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