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子弟的生活强上大明大部分人。

可以说，在绍武年间，京营子弟是幸福的，富裕的。

也正是因为如此，京营此时此刻算是大明最忠诚的一部分人了。

出征在即，即使军中补给辎重较为完备，但京营家属们还是采购了大量的杂物过来，保障其途中安全。

金疮药，鞋，是最受欢迎的两项东西。

金疮药自不必提，在战场上医疗资源总是紧张的，这东西再多也不会嫌少。

而鞋，则是战场最不起眼却又最重要的东西。

所有人对待战争，第一眼永远看的是着甲率，然后就是粮草补给，但实际上，鞋的损耗极大。

在每天三十里的赶路中，草鞋只能坚持三天，步靴只要持续十天就会被磨损殆尽。

所以，古代大军一旦向南行军，脚底的军队立马就会遭受重创，南方的草地遍地是危机。

大军自然也不可能无限量供应鞋子，只能让士兵们多带几双，以免影响到作战。

京中持续地酝酿，不过草原上倒是出现了难得的景象。

由此，反而印证了一件事今春，两军不会开打。

饿了一个冬天的牲畜，急需要草料补给，骏马也掉膘，现在这不是一个作战的好时候。

显然，满清也明白，这时候作战即使赢了也是惨胜，掉膘的战马一年都不一定能养回来。

这真的会便宜到明人。

由此，京营出兵也就不急于一时，开始有条不紊得进行着。

就这样喧闹了一个多月，直到三月初十，三万骑兵，两万步兵，好整以暇地向西北而去。

他们将迈过内长城，跨过张家口，抵达归化。

从星罗棋布的村庄原野到点点蒙古包，白色成片的牛羊，这是战略性的一步棋。

而紧随其行进的，则是三十万民夫的转运。

坦率的来说，十万民夫是无法应付五万大军的，所以内阁又不得不加急征集了二十万

人，直接付出了一百五十万块安家费。

代价极其昂贵。

而真正意义上背负运输重担的，则是牛。

没错，就是牛。

草原上的迁移，逐水草

而居，实际上担负主力的从来不是马，而是牛。

牛对于农民来说是命根子，对于游牧民族来说，也同样是命根子，因为蒙古包就在牛背上。

这次从察哈尔、绥远两地，征集了五万头牛，以及两万牧民。

毫不夸张的说，一头牛能背负五石粮食，五万头牛就是二十五万石，扣除一些路上吃喝损耗，抵达归化后，起码能剩下十万石。

而三十万民夫，则分段且接力而行，省得路上被累死，也能节省点粮食消耗。

保守估计，从北京城运一百万石粮食过去，抵达归化后，一千里的路程，最多剩下二十万石。

一比四的损耗。

内阁作出预估若是战争持续到年底，朝廷仅仅是粮食上，就会支持近千万石。

好家伙，要是没点库存，直接就空了。

这也难怪汉武帝时期，打完漠北之战，整个国家就十室九空，百姓都逃亡了。

北京的百姓为草原战事焦虑的时候，淮河地区，则陷入到了一片紧张中。

自去年入冬以来，河南、安徽等地气候极其的反常，要么就十天半个月的不下雨，要么就大雨倾盆。

三月份，按照道理来说应当是春雨贵如油的时间，但在江苏百姓看来，这油实在是太多了。

整个黄河竟然岌岌可危起来。

世人皆知开封掘堤淹开封的惨事，却很少知晓，南宋却是造成淮海糜烂的罪魁祸首。

在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冬，为阻止金兵南进，宋将、东京留守杜充决开黄河南堤，自泗入准，黄河主流河道南徙，开始了长达700余年泛淮夺淮入海的流势。

大片的沃野被流沙掩埋，肥地普遍盐碱化，湖泊河流淤塞堙废，积水无出路，又造成一系列新的湖泊，使原来这里发达的农业经济一落千丈。

要知道，淮海平原可是刘邦集团的发祥地，曹操起家之地，自南宋后，就完成成了盐碱地的天下。

淮北与淮南，完全成了两种地方。

而明朝治理黄、淮河，是以保漕为目的，换句话来说，他的目的不是为了土地，而是保漕运。

所以从一开始，其方略就有了偏见，对于饱受黄淮之祸的百姓来说，毫无裨益。

例如，宿迁在万历年间官、民土地八千七百顷，到了天启年间，就只有六千顷。

又因为不断加高洪泽湖大堤，所以导致五河、泗州、清河、桃县、虹县等大部分农田沉入水底，到了历史上的1680年，泗州城都直接沉没了。

灌溉系统被破坏，导致排水不畅成盐碱地，土地贫瘠穷困，再加上大频繁地修河工，导致民众四逃。

从豫东、鲁